在香港，榮念曾創辦的“進念•二十面體”一直保持對現實高度關注。2004年，當香港特區政府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案時，“進念”排演了話劇《東宮西宮——西九龍皇帝》，以調笑嘲諷的方式批評了這項提案和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首演11場，上座率達到99.5%。演出最后一場，曾蔭權自己掏錢買票看完了整出劇，不久，他向公眾解釋了政府對西九龍的立場。

　　“我在香港做藝術，就是要想辦法讓政府不能忽略我們的存在，讓他們看到我們有多聰明，多有創造性。曾蔭權會來看我們的演出，一方面因為他做公共關系的需要，要表現出他的姿態，而他來了，就要對我們的問題做出回應。好的對話應該是雙方都參與的，要不斷給對方出題目，讓對方做出回應，最后提升的是我們的公共空間。”榮念曾說。

　　現在，榮念曾在內地也看到了提升公共空間的需求。官員年輕化、視野更寬、調動經常，都是他看到的好現象。1998年，清華大學成立“NGO研究所”，后來又展開非營利立法實證研究，更被榮念曾視為一個信號：“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已經發展到需要另一種非政府非贏利的體制出現，政府也開始明白創意與管制有關，開始考慮如何放手。”

　　身處內地，陳丹青、鄭洞天等對這一過程的判斷是“漸進”。“其實我也挺同情體制內的人，如果真的解散作協、美協，他們一家妻兒老小怎么辦？我們現在是背著沉重的包袱，很難辦。”2005年辭去教職的陳丹青退到體制之外，批評當下的教育“太絕對、太森嚴、太沒商量、太無情”。而在此次致敬盛典休息的間隙，仍在大學任教的李零告訴他：2007年教育部開始實施高等教育教學評估，高校紛紛應評估而做起了表面文章。

　　當下，內地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呢？陳丹青、朱學勤不約而同的回答是：“能說多少就說多少，讓自己說出的每一句都是真話。”

　　“李零的《喪家狗》面向的是復古主義潮流，給孔子涂彩的潮流，他能逆向而動，有去圣的精神，還孔子以平常人的精神面貌。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面向的是社會的失語。1960年左右的‘大饑荒’死了那么多人，目前關于那場災難的作品之稀少，是非常可恥的。只有楊顯惠一直鍥而不舍地追逐那個事實真相。兩個作品的共性都是面向真實、還原真實。”朱學勤在評價兩部作品時說，“能面向真實，已經是最大的創造。”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