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力哪兒去了？

　　在解釋自己為什么最終選擇將“年度藝術”致敬給予將1001個隨意組合的中國人帶去德國卡塞爾文獻展的《童話》時，陳丹青端著煙斗說：“當我們面對西方，從來是被動語態：期待被邀請、被考慮、被選中。《童話》重要的不是他帶了一千人，也不是‘童話’，而是此行意態的當然與坦然。什么是真的文化交流？這才是文化交流；什么是內心的自由？這就是內心的自由。”可惜艾未未這樣的自由與“當然”心態，在陳丹青看來，純屬個案。

　　在電影領域，鄭洞天認為賈樟柯最近得獎的作品，延續的仍是10年前《小武》的風格、視角。“他還能不斷得獎，只不過世界永遠需要這樣的片子而已。這不像伊朗的電影，一開始可能是因為他們為世界電影注入一股清流，但是后來他們能不斷出現新東西，今年出了像《我在伊朗長大》這樣的片子，他們成為了世界電影的一個重要分支。”

　　在戲劇領域，榮念曾記憶所及，他最喜歡的孟京輝的作品仍是1997年的《思凡•十日談》。他非常推崇的另一位內地導演是林兆華，“林兆華曾告訴我，他現在只可以做翻譯劇，因為能通過。但是我這幾年觀察他，發現他也慢慢把自己框在框框里。《刺客》的場面有力量，但與社會發展離開得有些遠。如果離得近，來看的觀眾肯定有很多年輕人。結果《刺客》來的大都是年紀大的人，很多是林兆華多年的粉絲，來看一下林兆華出了什么新作品。”

　　比這一代文化人出現中年危機更讓觀察者們擔憂的是，年輕人并沒有及時地補充上來。兩年前，當李安宣布他要將張愛玲的《色，戒》改編成電影時，在電影學院任教的鄭洞天就告訴他的學生們：“你們學習的大好機會來了。《色，戒》是張愛玲最短的一篇小說，你們可以讀完，自己去構思，再去跟李安做出來的東西做比較。”如今，關于《色，戒》的評論如火如荼，但是他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給他交過這份“原創”作業。

　　另一個讓他擔憂的現象是，當他在大學里組織演講或會議，學生發言時很少有顛覆性的、整體性的，很少對觀念、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更多是一種錦上添花地去解讀、闡釋：“很多學生是獨生子女，生活條件好，但是他們在一個不提倡思考的教育環境下長大，雖然搞了藝術，但是很多——不是全部，是不想承擔歷史責任的人。”

　　市場化不足，在陳丹青看來，是另一個制約年輕人創造力發揮的原因。“現在都說藝術家在賺錢之后的心態會浮躁，其實這并沒有什么可怕。哪里都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哪里也都還是有人能從市場里脫穎而出。如果充分市場化之后，一個人或一些人浮躁了之后，還有其他新人冒出來，補上去。我們的問題是二十幾年只談幾個作者、畫家，一批人出來后一直在一個位子上，底下沒人上來，這才是不健康的。”

　　面向真實去對話

　　“您現在說話會受限制嗎？”致敬盛典結束后，當陳丹青在休息室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兩個剛20歲的大學男生在他對面席地而坐，傾聽之余不禁發問。陳丹青笑道：“不會。現在的進步在于有了體制外空間。”

　　來自香港的榮念曾提供了他的思考：“我認為‘一國兩制’拓展了一個空間。內地和香港的互動、互相評議會產生好的影響。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空間，可以提供給內地藝術家大膽地創作。另外，大陸政府要爭取臺灣，提供機會讓兩岸三地文化上有所互動，這又拓展了另一個空間。”在香港，他一直呼吁特區政府減少對本地文化團體的保護，在批撥文化基金時，能對內地文化人一視同仁，讓林兆華、孟京輝都可以去香港創辦劇團。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