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走勢正在趨于復雜化不容回避。專家指出，面對復雜的局面，中國首先要做的是不拋棄自己擅長的制造業。要以日本為鑒，實現經濟的“軟著陸”，擴張內需預防制造業寒流來襲。要加快淘汰和壓縮落后產能、過剩行業，加大對先進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以形成新的裝備制造業格局。

　　裝備制造業內在結構性矛盾亟待破解

　　譚浩俊

　　相關機構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中經裝備制造業景氣指數比上季度回落０．５點，預警指數比上季度回落３．４點，運行至“綠燈區”中心線偏下區域。總體而言，我國裝備制造業雖然在宏觀調控等因素的影響下沒有顯著下滑，仍處于相對正常的水平，特別從長遠看仍有比較強勁的發展動力，但也必須看到中國裝備制造業內在的矛盾比較突出。

　　作為先導產業，裝備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發展舉足輕重。像中國這樣的制造大國，其裝備制造業的景氣程度直接就反映了國民經濟的景氣程度。從行業結構看，機械類裝備制造尤其是工程機械受益于政府投資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大規模展開，增長速度很快、規模擴張也很快，裝載機和混凝土機械的增幅均在３３％以上。京滬高鐵的提前開通也使高速列車的生產企業受益匪淺，且這種景氣會隨鐵路部門高速鐵路步伐的進一步加快繼續受益。但隨著政府投資的逐步減少，房地產開發步伐的放慢，工程建設項目也將趨于平穩，對工程機械的需求也將逐步減少。同時，在鐵路部門債務不斷擴大，每年形成的利潤只夠償還到期本息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大規模投資的力度、是否還能保持目前這樣的強勁勢頭也值得觀察。由此，給高速列車生產企業及其相關產業帶來的影響，也需要認真分析和考慮。

　　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國有裝備制造企業仍然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如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２２４．８７億美元的營業額首次進入世界５００強榜單并名列４３４位，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也以營業收入２１０億美元名列第４６２位。民營裝備制造企業由于普遍規模較小、市場競爭力不強，加之資源配置方面存在許多不公平、不合理現象，普遍“表現平平”，難以與國有企業抗衡。在民營企業占據“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其在裝備制造業中的地位卻呈相對下降趨勢，這不能不引起高度關注。

　　再從產業結構來看，傳統制造業、低端制造業甚至是產能過剩行業仍在裝備制造中占據相當比重，不僅投入產出的效益不高，國際市場競爭力不強，而且在資源消耗、土地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雖然一部分重點骨干企業在投資上逐步向高端裝備制造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轉移，但由于受業績和短期利益的影響，轉型速度還不夠快，轉型目標也不夠明確，尤其缺乏自主創新意識，跟在別人后面走的現象比較嚴重。如太陽能、風電等投資，不僅多數都投在新興產業中的低端部分，且過于集中，極有可能形成低端段的產能過剩。

　　無疑，裝備制造業如何才能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鞏固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增強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眼下已成為迫切需要探討和解決的課題。比如，依據產業振興規劃，應加緊制定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措施，按全國“一盤棋”的要求確定各地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重點，防止重復投資、重復建設，減少投資損失。

　　結構轉型是振興裝備制造業的關鍵。一方面要通過技術創新和設備更新，大規模升級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傳統裝備制造業的檔次和水平，增強傳統裝備制造業的市場競爭力，堅決淘汰明顯落后的技術，堅決關閉資源消耗過大、污染過重的企業；另一方面要根據國際裝備制造業發展的趨勢，通過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兩種手段，大力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和高端制造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

　　為了堅持平衡發展，還須重點抓好兩方面工作：一是堅持大小兼備，在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過程中，不僅大力支持大企業，也要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特別對先進裝備制造有重要輔助作用的中小企業和從事基礎工藝、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等基礎制造的企業，要通過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扶持，幫助其提高技術含量、提高產品質量，以促進整個裝備制造水平的提高；二是要大力鼓勵民營資本投資先進裝備制造、高端制造和新興產業，在政策上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形成國有與民營投資“雙輪驅動”的良好格局。

　　在加強政策扶持方面，加快淘汰和壓縮落后產能、過剩行業與加大對先進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應并重，以盡快置換傳統產業，形成新的裝備制造業格局。同時，要鼓勵企業苦練“內功”，對自主創新能力強、研發水平高、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高的企業，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扶持力度。

　　擴張內需預防制造業寒流來襲

　　蘇振華

　　全球經濟不振已經持續３年多，而中國經濟總體上仍維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９．６％，從宏觀層面上來看，這顯然是一個相當良好的增長速度。不過，良好的數據并不能掩飾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在東莞、溫州等制造業密集的地區，一些原本經營得不錯的企業突然倒閉，是否會形成一波倒閉潮還有待觀察，但中國經濟走勢正在趨于復雜化不容回避。

　　企業經營遇到困難，最直接的辦法是注入資金以維持企業運轉，可目前的難局在于物價走高的趨勢還沒有得到完全遏制，中國人民銀行很難做出馬上放松信貸的選擇。管理層如何處理眼下的難局，是一個相當大的課題。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與日本當年的發展過程頗為相似。戰后日本經濟快速啟動，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之前實現了將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長。此后，日本遭遇貨幣升值的壓力。為了幫助企業加快投資、提升產業結構、消除日元升值壓力，日本政府采取了壓低利率放松信貸的政策，這一政策成功消解了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日元升值危機。從１９８６年底到１９９１年初，日本經濟極度繁榮，資產價格急速膨脹，消費、國內投資和海外投資全面擴張，日本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史稱“平成景氣”。

　　可以看到，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０年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日本戰后到１９８０年以前的增長過程十分相似；之后日本面臨的貨幣升值壓力與２００８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壓力類似；隨后日本放松信貸的刺激政策所催生的“平成景氣”與２００８年后中國４萬億投資和信貸擴張的刺激性政策，以及２００８年以來中國經濟獨樹一幟高速增長乃至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類似；而目前中國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急劇上漲的局面與“平成景氣”時代的日本資產價格暴漲也很類似。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判斷，２００８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是日本“平成景氣”的重演？

　　然而，“平成景氣”之后，日本經濟泡沫迅速破滅、發展放緩，日本經濟進入了“失去的１０年”的煎熬期。回頭來看，“平成景氣”時代的過度刺激性政策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加上日本勞動力供給進入短缺時代，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日本經濟后勁缺乏，至今未緩過氣來。

　　中國經濟會面臨日本后“平成景氣”同樣的考驗嗎？這就是一個中國經濟“硬著陸”還是“軟著陸”的問題。以日本為鑒，中國要做到經濟的“軟著陸”有幾點至關重要。其一，刺激性政策不可持續，長期實行惡果自然顯現。其二，資產價格急劇上漲的局面必須加以遏制。其三，依賴外需維持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終究要回到依靠內需發展經濟的軌道。其四，必須控制住物價上漲。如果這些問題處理得好，中國經濟就可以避免日本“平成景氣”之后 “失去的１０年”重演。

　　如今，東莞、溫州制造型企業面臨的經營壓力其實就是對外向經濟依賴過深所導致，一旦國際經濟進入衰退以及國內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價格上漲，企業經營就必然面臨難局。中國經濟較之日本有一個天然優勢：中國經濟體量和市場比日本要大得多，內需消化生產的回旋余地較之日本優勢明顯，回到擴張內需的發展模式并不太困難。

　　從需求層面上來看，擴大內需需要改善收入結構以增強普通民眾購買力；從供給層面上來看，需要增強市場的自由度，放開國企對產業的壟斷，以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同時，保障性住房政策必須貫徹到底以化解資產價格的暴漲。如果能做到這些，中國經濟就不會重蹈日本后“平成景氣”的覆轍。

　　中國不能拋棄自己擅長的制造業

　　孫立堅

　　面對通脹高企不下的壓力和貨幣緊縮政策效果有限的復雜局面，中國目前要做的就是在生產成本壓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疏導產業資本回到真正做大財富的實業舞臺上。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從根源上遏制或抗衡成本（非需求）推動型的通脹和資產泡沫。

　　首先，降低企業稅負和增加產業轉型過程中企業的人力、財力資源扶持，以此提高企業實業投資的盈利空間。同時，保持目前的利率和匯率的相對穩定，以對抗成本型通脹。在短時間內，不能期待企業通過自身結構的調整使產業資本回到實業舞臺上，并以此提高盈利能力。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陰霾還未散盡，仍然面臨改善社會福利、保護消費者權益、提高企業產品質量等問題的時候，更不能期望靠簡單地加工資、轉移性福利補貼等手段帶動內需增長。

　　因此，配合政府對扭曲了的市場價格機制的整頓，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應通過減稅來降低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繼續鼓勵民營資本做自己擅長的實業，這些可能都是讓大量產業資本重回實業舞臺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無論如何，“兩條腿走路”是確保今天中國結構轉型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味地利率加息和匯率升值或默認成本上升會“倒逼”企業結構調整，有可能會催生更多的“產業資本”變成“金融資本”，使這些事前看上去“出發點很好”的宏觀調控政策最終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其次，在加快要素市場改革步伐的同時，要充分發揮金融體系在配置大量產業資本重回實體經濟舞臺方面的作用。由于要素價格的上升必然會使得盈利能力無法提高的企業退出實體經濟，這時企業手中大量的產業資本為尋求資本運作的高收益就會涌向社會，如果此時沒有一批社會責任感強的專業化金融機構（包括專業能力強的私募基金、創投基金、風險投資機構等）的存在，中國就缺了一個將大量的資金轉為能給社會創造財富的“資本”的重要環節。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如果為了加快金融的發展而破壞了企業控制生產成本的能力，那么，這樣的“金融繁榮”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就會沖銷制造業通過性價比建立起來的競爭能力。因此，如何在保持制造業價格競爭優勢的同時發展好金融業，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其他以制造業為主的東南亞國家而言，都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目標。

　　目前，盡管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仍處于低端，但希望能盡快成為金融大國而站上世界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鏈頂端的愿望卻很迫切。然而，鑒于內需不足所帶來的市場消化能力有限的狀況，中國首先要做的是不拋棄自己擅長的制造業，或者不顧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對可能出現的金融沖擊的承受能力，貿然加快“金融創新”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因為如果在“破舊”的同時無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殘酷的全球化競爭環境中，就將失去自己原先依托的生存環境。

　　目前國內資本市場還未完全同世界接軌，因此避免了多次金融風暴的猛烈沖擊。由于沒有體驗過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災難，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國既可成為制造業大國又能成為金融大國，而這種美好的想法往往會迷失發展方向。

　　事實上，在全球國際分工所形成的產業鏈上，每個國家和企業都可以尋找到最適合自身發展的生存方式，千萬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有把自己手頭的工作做到極致，才是最好的、最強的，也最有安全感。

　　一言以蔽之，盯住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并努力保持、完善強勢地位，等國內經濟發展到成為“金融大國”的客觀條件開始成熟時，再循序漸進，邁出一些邊際上的新突破，才是中國今天抗衡通脹的有效方法和今后的發展選擇。（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