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只能賺取‘刀片利潤’的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國還未完全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而“打工者”卻越來越多，連這“刀片利潤”也要分別人一杯羹

　　薇薇(化名)在Mango店買了三件衣服，“產地分屬三個不同的國家”。

　　就在買這三件衣服的半小時前，在H&M，她剛試穿過一條“孟加拉制造”的裙子、兩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亞)”的T恤。

　　“沒什么好驚訝的”，薇薇去年在淘寶網買的那雙耐克原單“空軍一號”的標簽上早就印著“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實上，據耐克公司年報最新顯示的數據，2010財年，每100雙耐克鞋中就有37雙產自越南工廠的流水線，23雙出自印度尼西亞工人的手藝，另有兩雙來自泰國，一雙來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雙貼著“中國制造”標簽。

　　“這是十年來(耐克)首次非中國代工廠的產量超過中國，”廣東省東莞一家從事對外貿易的公司的經理接受采訪時說，“不過諸如運動鞋廠之類對勞動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業，遷到東南亞，比如越南、印尼的情況早就出現了。”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美國Sysco總部國際部的進口經理蔡灝，只不過他的回答更為明確：“中國產業(向國外)轉移從6、7年前就開始了。”

　　“非中國制造”變多

　　對美國自由撰稿人薩拉•邦焦爾尼來說，2005年發動家人抵制中國貨一年的嘗試讓“生活越來越麻煩，代價越來越大，”因為那時“‘進口’幾乎跟‘中國制造’是一個意思。”

　　不過可以預見，如果讓她再體驗一年“遠離中國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無路”的生活要輕松的多。因為薩拉可以花同樣少，甚至更少的錢買到同“中國制造”一樣“XX制造”的產品。

　　的確，在低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生產體系中，“非中國制造”和“中國制造”并沒有太大區別。

　　所以當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銷“越南產的現貨正品”時，薇薇義無反顧地以“難以想像的低廉價格給老爸訂了兩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圓領短袖T恤 ”。

　　事實上，除了衣服鞋襪等日常用品行業，諸如IT、汽車、電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領域，中國也正在逐漸喪失“世界工廠”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偉良稱，在考慮將部分廠房搬到內地北部的同時，也考慮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臺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計劃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資1億至1.5億美元建廠，新建工廠將給蘋果iPhone和iPad生產觸摸屏，而且并不否認“在成本壓力下大陸工廠減產或外遷的可能”。

　　就在上個月，三菱重工表示，將增加對印度市場的關注度，增加與印度企業的合作并討論在印度本土進行汽車制造機械的生產。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國的一些美國廠商不堪成本壓力 回國辦廠”為題介紹了一批從中國制造變身為“美國制造”的企業。而波士頓咨詢公司的高級合伙人哈羅德•西爾金兩個月前就表示“未來五年，在美國銷售的企業會減少在中國投資，大家將看到越來越多的產品是美國制造。”

　　不比“美國制造”便宜多少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種產業轉移是中國喪失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產物。

　　“隨著近年來勞動力工資不斷提升，人民幣升值、通脹壓力的加大，企業開始把工廠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劉元春分析說。

　　而哈羅德•西爾金則直接算了一筆賬：考慮美國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資，僅比美國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資在總成本中占約20%～30%，在考慮庫存和運輸之前，中國制造只比美國制造便宜10%～15%。

　　另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從購買力平價看，越南工人工資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為1320元，按照當前匯率計算，約合190美元。

　　雖然只列舉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頗，但對于需要支付工資的企業來說，這組數字所帶來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因為“只付最低工資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況現實情況是在大幅增加工資的情況下，招不到足夠人手的企業依然很多。”上述廣東東莞那家外貿公司的經理這么說。

　　除了薪資期望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14～65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據2011年4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點，全國14～65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4.53%，比2000年下降8.20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老齡化的嚴重程度和后備勞動力的緊缺程度，實際情況都遠比預測更嚴重，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

　　這意味著在中國會有越來越少的人進入勞動大軍。

　　不過，除了勞動力，“基礎設施、市場容量，扶持政策，還有上下游產業鏈的狀況都會影響產業轉移。”劉元春進一步分析說，“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的制造業具有更大的優勢。首先，中國市場巨大，其次，中國的產業鏈基礎比較完備。這就是一種大國效應。”

　　花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顯然持有相同的觀點，“由于基礎設施不夠完善，且國家規模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沒有能力吸引某個行業產業鏈的整體搬遷。”

　　實際上，回顧歷史，耐克代工廠的生產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同樣是由于勞動人口不足且工資上揚等原因，耐克公司決定將其運動鞋的生產基地從當時的韓國、中國臺灣移至中國內地。

　　“當耐克從臺灣轉出的時候，臺灣的代工廠也開始積極擴展海外生產據點，同時把高端產品的生產、設計、研發部門留在了臺灣，”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介紹道，“企業從高產業梯度地區轉移到低產業梯度地區是很正常的現象，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開始從中國向外轉移，中國也完全可以將這次‘外移’當做產業轉型的契機。”

　　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契機”一詞，蔡灝覺得用“瓶頸”概括更合適，因為“中國目前產業升級有困難，轉出去也有困難。”

　　多年在美國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他深知中國企業“大多數為海外客人貼牌，核心技術大多數控制在海外客人那里”和中國國民“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還不到日本人均GDP十分之一”的尷尬處境。

　　“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魯政委解釋說：“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代工產業的興起使得我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不再明顯；而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沒有優勢。”

　　換言之，以往“只能賺取‘刀片利潤’的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國還未完全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而“打工者”卻越來越多，連這“刀片利潤”也要分別人一杯羹。

　　在此種隱憂之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銘從另一個角度對“契機”進行闡述：“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同地區就好像是以省為單位組成的小經濟體，而這些經濟體恰恰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使得整個中國可以在國際分工鏈條中覆蓋一段而不是一點。”也就是說，“當沿海地帶逐漸進入創新推動的發展階段，內陸省份仍然有很大潛力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劉元春同樣認為“這種分梯度的產業轉移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

　　事實上，不少中西部省份已經感受到了這股產業轉移潮。

　　比如重慶市璧山縣“去年一年引進的IT級配套就占了全重慶的四分之一。”而“安徽省現在每年流入的投資和產業想擋也擋不住，”安徽省發展改革委規劃處處長何春這樣說道，“承接產業轉移就三五年的機會，國內各個省，包括越南等國都在搶，如果不能牢牢把握，我們將失去擺在眼前的發展良機。”

　　創新還未準備好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中西部地區開始搶奪“發展良機”，東部地區好像還未做好組建更具核心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業的準備。

　　陸銘曾描述過這樣一件事：“在上海的企業調研時，企業(對于不重視創新)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創新投入很多錢，風險很大，我為什么不買國外的技術，然后培訓培訓勞動力就可以賺錢了。’”

　　習慣了“模仿”和機械化作業的中國制造業對待“創新”的漠視由此可見一斑。

　　“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決不能一蹴而就，可以說這是個長時間高投入的過程，”劉元春解釋說，“但是絕對不能因為這個因噎廢食。”

　　而在魯政委看來，此類技術創新還有“捷徑”可走，那就是“繼續大力發展代工產業”，“中國現在已有的運動品牌，比如安踏，為什么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起來，就是因為阿迪達斯在中國設廠的同時也把技術和產業標準帶進了中國。”

　　他認為，創新絕不是關起國門、奮發圖強、刻苦鉆研就能實現了的，“(中國企業)可以從加工高新技術產業的零部件開始，與這些企業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依托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學習先進國家的經驗。”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則把“企業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制造”看做“產業轉移”的第一步，就是“由過去前三十年的末道工序，也就是加工組裝為輔，轉型為制造為主。同時從低價競爭，轉變為差異化競爭。”

　　中小企業：死不了，活不起

　　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這種‘溫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讓很多中小企業痛苦不堪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黃深鋼、張遙、項開來發自溫州、泉州當下的溫州，最轟動企業圈的消息恐怕不是又有企業倒閉，而是傳言“出逃”的企業主又突然現身。

　　6月底在溫州企業圈舉行的一次沙龍會議上，傳聞“企業倒閉、老板出逃”的三旗集團老板陳福財在公共場合露面，并向當地媒體宣稱三旗集團“沒有倒閉，只是遇到了財務危機”。

　　形勢岌岌可危

　　有關他“出逃”的新聞最早見于今年清明節前后的媒體報道，稱三旗集團因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陷入倒閉境地，老板陳福財去向不明。

　　記者從溫州銀監分局獲悉，截止今年3月末，三旗集團貸款余額3945萬元，均為不良貸款。銀監部門調查顯示，近年來，三旗集團除經營電纜及相關上下游產業外，還進一步跨行業跨地區發展，將資金投資到房地產、葡萄酒等行業，在短時間內投資組建了多家子公司，投資戰線過長，使得企業的資金運作顧此失彼，最終出現經營困境而瀕臨破產。

　　陳福財的“意外”出現，或許將挽三旗的狂瀾于即倒。但就在他這次極富證明“溫商重信義”的回歸前不久，另一家位于溫州樂清的企業剛剛倒下。

　　位于樂清新光工業區的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現在連值錢一點的金屬窗框、樓梯扶手都被債主們拆了。這家創建于1994年、主營電子線路板等產品的企業，因6月初貸款到期后未能按時還貸，銀行才知道該企業老板葉建樂跑了。

　　記者在溫州獲悉，除了“天石”、“三旗”之外，近期溫州倒閉的還有江南皮革、波特曼等在當地具有較高知名度的企業。在網絡上，一些網民和知名的財經評論者指出，溫州出現了企業“倒閉潮”。但顯然，當地相關政府部門并不認同這種說法。

　　溫州市工商局向記者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市私營企業注銷戶數534家，同比減少14.56%。溫州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一些企業出現“關停并轉”，直接受宏觀調控影響較少，更多的是企業經營不善所致，而且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有部分企業被淘汰也是正常的，不能簡單理解成是溫州經濟出現危機的先兆。

　　盡管“倒閉潮”的說法并未獲得廣泛認可，但遍訪中小企業密集分布的江浙閩地區，企業面臨危機似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30名員工以下的企業停工的很多，因為原先是大工廠接單后做不完外包給小工廠，由于人民幣升值等原因，現在大工廠自己都‘吃不飽’。”上海一家企業的總經理說。

　　三道緊箍咒

　　探究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時，記者發現，原因很多，個個都嚴重到足以致命，但似乎又很難斷定到底什么才是壓倒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隨著連續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致力于平抑物價，但客觀上也將中小企業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資難題面前。

　　在浙江天銀合金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立文看來，融資難題逐漸嚴峻：生產經營所需的原材料銀子，早已由按噸購買降至單次購入200斤至300斤，“倉庫時常見底，往往是今天用完，明天再買”。

　　而浙閩一帶極為普遍的企業“互保”(互相擔保)融資方式也受到沖擊，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讓企業主在危機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誰也不敢輕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別人的褲腰帶上。”浙江捷仕泰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錫旭說。這名在國內多地辦廠的企業家，今年以來只與一家親戚開辦的公司開展了“互保”。

　　春季以來持續緊張的供電形勢無疑給中小企業上了另一道“緊箍咒”。在江浙一帶，“開三停一”“開二停四”的企業限電方案隨著盛夏來臨或將蔓延。溫州樂清市多個行業協會的負責人認為，供電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三倍于電價的自主發電成本再度攤薄了利潤，對于一些能源依賴型企業無異于釜底抽薪。

　　在國內最大的紡織品集散地浙江紹興，德龍•莎美特針紡織有限公司剛剛因為上游印染廠被限制用電，導致訂單出貨延期十幾天。保證金加上匯率波動后的回款縮水，一張外貿訂單就讓公司損失了上萬元人民幣。“現在對長單、大單都是慎之又慎。”公司副總經理許曉秋說。

　　而年初以來出現的新一輪“用工荒”看上去并未出現轉機。記者從浙江省內的多家勞動力市場了解到，基于工人的心理預期與企業可承受工價難以對接等因素，不少地區甚至出現招工難與工人閑置并存的局面。

　　“用工成本漲了25%，但能容納350人的生產線仍然只招到150人，年初至今一直處于半開工狀態。”浙江康爾樂電子有限公司生產部經理柯志武說。

　　在一些企業主看來，這次的危機甚至“比2008年更加艱難”。

　　“2008年是訂單一夜間消失，死了也干脆?，F在訂單倒有，但原材料、勞動力、匯率、資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壓來，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這種‘溫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讓很多中小企業痛苦不堪。”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