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十二五”規劃重中之重，被寄予推動科技創新、產業轉型，實現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厚望。然而，作為產業大軍中的新生力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也面臨新興產品和服務成本偏高、基礎設施不完善等諸多瓶頸問題。因此，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僅需要市場的力量，還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給予支持。政府的行政扶持如何才能與市場力量有效互動？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一全新領域，民營資本有多大發展空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馮飛近日就上述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馮飛認為，我國將戰略性新興產業放在國家戰略高度，是期待在全球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一個創新驅動的產業，所以如何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當中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馮飛表示，要發揮民營經濟作用主要是解決其準入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準入門檻設置應該更多從技術的準入角度來考慮。目前國家已經在考慮針對民營經濟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出臺專門政策。

　　戰略性新興產業助力新一輪經濟增長

　　問： “十二五”規劃當中把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重點，你認為國家如此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背后的戰略意圖是什么？

　　馮飛： 我國把戰略性新興產業放在國家戰略高度體現了四個方面的意圖：一是通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整體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即把經濟發展的模式從長期依靠要素低成本轉換到依靠創新驅動的軌道上來。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超過３０００美元，是經濟結構升級的敏感時期，如果升級不好，有可能會重蹈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覆轍。因為目前我國依靠要素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傳統優勢明顯被削弱，新的競爭優勢亟待形成。

　　二是考慮在中國資源環境硬約束的前提下，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戰略性新興產業七大領域當中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３個領域與能源和環境直接相關，另外還有新材料、生物技術等產業間接相關。

　　三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面臨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革命的問題。從國際主要經濟體來看，國際金融危機確實催生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比如美國在２００９年年底出臺的制造業復興政策框架提到了６個新興產業，日本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公布的新增長戰略當中提到三大領域涵蓋了好幾個新興產業，歐盟也出臺了一個２０２０年可持續協調增長的戰略。而我國改革開放３０年來綜合國力逐步提高，此時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期待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當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是在局部取得一些突破。

　　四是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結合起來。中國上一輪高增長產業群，特別是在“十五”的后半期，主要集中在鋼鐵、有色、建材等類型的產業上。但經過近七八年的高增長，這些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已出現疲態，同時引起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那么，新的高增長產業是什么？我認為此時推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希望對傳統高增長產業實現戰略性的接替，推動結構變動。

　　問： 你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是什么關系？

　　馮飛： 用兩句話可以概括，一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之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原材料工業向新材料方向發展，汽車工業向新能源汽車發展；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為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比如節能環保產業為傳統產業提供節能環保的裝備產品技術，為其改造提供支撐，當然有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系相對不太緊密，但絕大多數離不開傳統產業的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關鍵在民企

　　問： 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中面臨著新興產品和服務成本偏高、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瓶頸問題，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

　　馮飛： 戰略性新興產業最重要的特點是依靠創新、技術驅動，政府應在競爭前提供研發資助。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對研發支持很難做到完美，有些企業得到政府支持可能并沒有做出成果，而沒有政府支持的企業反而做成了，因此政府還應采取技術購買事后支持的方式來解決，比如某企業新技術產品出來之后給予其補貼。

　　此外，在產業化初期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市場可能難以打開。政府應提供一些示范項目，使得消費者能夠知道，新技術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對于解決成本問題，需要政府提供一定激勵性補貼。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要盡量剔除非市場因素，通過加強金融監管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同時把市場化的投資放開，即管住政府放開市場。

　　問：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民營資本能有多大發展空間？

　　馮飛： 相對傳統產業來講，民營資本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生存空間更大。從我們對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查的結果來看，創新最活躍的是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高新技術企業。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最重要的差異在于創新內在激勵機制不一樣，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決定其生死，而國有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和短期化的考核使其缺乏有力的創新激勵機制。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創新驅動的產業，所以如何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當中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

　　準入門檻應低經濟性要求、高技術性要求

　　問： 雖然近年來民營資本發展迅速，但仍受到不少制度的約束和限制，沒有起到本應發揮的作用。如何避免國有資本壟斷？

　　馮飛： 一是解決準入問題，國家已經在考慮是不是要針對民營經濟怎樣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出臺專門政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準入門檻設置應該更多從技術的準入角度來考慮，而不是像對傳統產業一樣主要考慮經濟性的準入，比如最低經濟規模，項目對供給對產能過剩的影響。高技術性準入要求、低經濟性準入要求，有利于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二是提供金融支持，將金融創新和技術創新結合起來，目前以大型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供給結構，對于促進技術創新來講存在不足。風險投資、天使基金、私募股權投資等方面發育不足，行為比較短期化同時專業化程度不足。政府需要對私募、風投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孵化器給予更多的政策規范監管鼓勵發展，而不是限制發展。

　　同時在資本市場設計方面也需要考慮一些新的機制，比如說考慮從場外轉到場內、從創業板轉到主板的轉板機制設計，利用資本市場的作用，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問： 你覺得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十二五”期末會形成怎樣的規模？

　　馮飛： ２０１５年戰略性新興產業七大產業占ＧＤＰ的比例要到８％，大致估計今年年底占到４％。也就是說，“十二五”期間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要翻一番，年均增速可能要到２０％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