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加速向信息社會轉型

    從全國發展水平看，我國2000年的信息社會指數（ISI）為0.2215，處于起步階段；而到了2008年，ISI就首次超過0.3，達到0.3327，2010年ISI指數預計將達到0.3929，表明我國目前正處于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的加速轉型期。

    而在這一歷史時期，信息社會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

    首先，信息技術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開始從量變走向質變。向信息社會轉型步伐加快。在起步階段，信息技術在社會中的普及率不高，應用程度不深，技術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局部的或者是“量”的方面，如辦公自動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企業中的應用提高了管理水平和產品質量等。隨著信息技術普及率到一定臨界點，其擴散速度會明顯加快，對經濟社會發展開始產生“質”的影響。如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已經并將繼續催生新的產業形態，網站已經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渠道，網絡民意將越來越深刻地影響政府決策與社會制度的完善，互聯網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其次，社會管理和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這一時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社會期望不斷提高，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更為突出，某些領域甚至可能出現價值觀混亂和道德偏差，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許多熱點、難點問題和深層次的矛盾更加凸顯，社會治理面臨許多新的課題和挑戰。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時，不能固守于傳統工業社會條件下的方法和思路，而應充分認識和考慮到當前向信息社會轉型的時代特點，充分發揮信息技術手段在解決問題和化解矛盾過程中的作用，消除其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信息技術的擴散進入加速期

    美國的羅杰斯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認為，一項新技術在普及率達到10%~20%時將進入快速擴散期。按照這一理論，目前我國的主要信息技術擴散已經總體進入加速期。

　　 以互聯網為例，到2005年，我國互聯網實現1億用戶規模大約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而從2006年互聯網普及率突破10%，達到10.5%以后，就開始進入快速擴張期。到2007年1月，就實現了2億用戶規模，2009年1月、2010年3月又分別跨上了3億和4億用戶規模的臺階。不過，截至2009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僅僅為29%，剛剛超過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國互聯網用戶規模擴張的空間仍很大，預計“十二五”期間仍將處于快速擴張期。

　　 又如在計算機應用方面。我國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在2001年超過10臺以后進入快速擴張期，2009年達到65.9臺，普及率在20%左右。相比之下，農村家庭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到2009年還只有7.5臺，普及率只有2.4%，離快速擴張的臨界點還有較大距離。受農村影響，2009年全國平均計算機普及率達到11%左右,開始進入快速擴張期。

　　 此外，彩電在中國家庭已基本普及，進入擴散后期；數字電視入戶率2008年首次超過10%后進入快速擴張期，2009年達到15.2%。

　　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應用實現跨越式發展

　　 為適應全球信息化加速發展的形勢，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并加大力度積極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信息技術應用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體來看，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應用的跨越式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間上實現趕超，即某種信息技術應用比其他國家用了更少的時間達到同樣、甚至更高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是技術上實現趕超，即某種信息基礎設施直接應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研發達到國際領先的水平。

　　 以3G為例，首先，我國在3G方面的投資和建設不斷加快。數據顯示，

　　2009年，我國三家基礎電信企業共完成3G網絡建設直接投資1609億元，建設規模超過以往10年來累計無線通信網絡建設規模的一半，開創了全球電信發展史上建設規模、建設速度的新紀錄。

　　 其次，我國3G技術不斷取得突破。如作為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技術的重要內容之一的TD芯片性能快速提升，終端產業化能力不斷增強。目前，我國TD芯片工藝已從2008年的130nm提升到了90nm，而65nm的解決方案也即將推向市場，45nm方案開始研發。此外，2009年我國TD芯片出貨量已達1200萬片。

　　服務型政府建設開始起步

　　 信息社會的發展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時也為實現服務型政府目標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看，信息社會中的服務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應具有科學決策、公開透明、高效治理、互動參與等特征。

　　 對于我國而言，在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邁進的歷史時期，發展電子政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內容。而通過對電子政務的評測，其結果表明，目前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才開始起步，雖然在信息公開、在線辦理、公眾參與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整體水平與實現“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總體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公共服務提供方、即政府來看，盡管政府信息技術應用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政府業務信息化覆蓋率還不高，許多服務事項尚不能實現網絡化辦理，同時政府公務人員的信息化能力也參差不齊，影響了政府網上服務的效率與質量。

　　 其次，從公共服務接收方、即公眾來看，全國公眾總體信息素質較低，盡管我國網民人數已從1999年的890萬上升到2010年6月的4.2億，但占我國總人口比例只有1/3左右，仍有大部分人不會使用電腦，或不會上網，也就無法通過網絡享受政府服務。

　　 第三，從政府服務傳遞的基礎設施上看，我國農村地區的網絡、計算機和手機普及率都要遠低于城市，信息化實現政府普遍服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個人是信息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在構成我國信息社會指數（ISI）的諸多指數中，數字化生活指數從2000年的0.0319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0.3910,10年中增長了10倍，遠遠超過了知識型經濟指數和網絡化社會指數的增長幅度（這兩個指數同期增長分別為27.7%和10%）。由此可見，信息社會的發展對于個人生活已經、并將繼續產生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個人擁有的現代信息產品顯著增加。目前，我國的電視、電話、計算機、互聯網等普及率不斷提高，并日益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以手機為例，2009年我國手機普及率為56.3%，是2000年的5倍。

　　 其次，現代信息技術在各個領域中的創新應用正在塑造著全新的生活、工作與學習方式。據抽樣調查顯示，2009年我國約有2.3億人經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詢各類信息，約2.4億人經常利用即時通信工具進行溝通交流，約4600萬人利用互聯網學習和接受教育，約3500萬人利用互聯網進行證券交易，約1500萬人通過互聯網求職，約1400萬人通過互聯網安排旅行……

　　 而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通信、計算機、消費電子和數字內容的不斷融合，一種新的數字家庭形態正在構建當中。當前，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在加快普及基于各種終端的家庭設備安全監控系統，還把數字家庭建設作為解決老齡社會問題的一種途徑。

　　 總而言之，信息社會發展正在令一切變得更為便利和快捷，也令個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和更加廣闊的空間來施展才能。由此，可以這樣說，個人是信息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東部發展優勢明顯

　　 在2010年全國各省市信息社會指數（ISI）排名中，前十位的分別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福建、遼寧、黑龍江和陜西。其中，絕大多數為東部地區，可見在信息社會發展中，東部地區的優勢十分明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的ISI均已超過了0.7，分別達到了0.7614和0.7074，已經率先進入了信息社會的初級階段。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政府重視、經濟發展水平高、知識型勞動者相對集中、國際化程度較高等。

　　 而預計，“十二五”期間，天津、浙江、廣東、江蘇等地也有望進入信息社會初級階段。

　　經濟發展不是決定信息社會水平的惟一要素

　　 知識型經濟是信息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而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作為實現知識型經濟的必要條件，其對信息社會發展無疑也就有著重要的作用。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卻也不能將經濟發展就視為決定信息社會水平的惟一要素。要知道，信息社會的定義是一個以人為本、知識和信息成為最重要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因此，信息社會發展水平是由經濟水平、經濟結構、勞動者素質、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技術普及率、電子政務發展等多方面因素來決定的。

　　 曾有許多學者做過信息化水平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分析，結果表明信息化水平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不是相反。因此，經濟落后地區如果能夠抓住機遇，應對得當，如優先發展信息化，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大教育投入等，就可以促進當地經濟跨越式發展。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優先發展戰略是推動信息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意愿推動的信息社會發展速度相對會更快。

　　化解數字鴻溝不能單純依賴市場力量

　　 所謂數字鴻溝，是指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擁有和使用現代信息技術方面存在的差距。一般來說，處于鴻溝劣勢一方的群體，被稱為信息窮人或網絡落伍者。他們被排斥在信息社會之外，無法享受到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好處，在競爭中的劣勢更加明顯，也因此會更加貧困。

　　 數字鴻溝的客觀存在及其擴大會對社會發展和社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而要破解數字鴻溝難題，需要從其成因入手。理論上看，數字鴻溝產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即經濟發展或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或知識能力，政策環境，個人習慣以及年齡、體能等生理因素。由此可見，數字鴻溝問題，不能指望很快就完全解決，而且不能單純以市場的力量來化解，需要政府和社會的長期共同努力。

　　 對于我國來說，數字鴻溝體現在兩各方面，一是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鴻溝；二是國內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數字鴻溝，這其中，最主要表現為城鄉數字鴻溝和地區數字鴻溝。

　　 具體分析來看，我國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較為明顯。如從主要技術產品擴散情況看，城鄉數字鴻溝主要體現在計算機、互聯網方面，而在彩電、電話方面的差距要相對小一些。有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城市互聯網普及率為35.2%，而農村僅為11.7%，城鄉互聯網相對差距指數為0.67（即農村落后于城市67%）。同年，城鄉計算機差距指數為0.91，固定電話差距指數為0.60，移動電話差距指數為0.44，彩電差距指數為0.25。

　　 我國地區間數字鴻溝同樣十分明顯，但總體上要小于城鄉數字鴻溝，而且呈現逐步縮小的趨勢。

　　資費偏高不利于實現普遍服務

　　 現代信息技術和產品的擴散與應用程度直接影響到信息社會發展水平。而在創新擴散的不同階段，影響其擴散速度的因素又不盡相同。如在技術擴散的早期階段，采納者的主觀因素，包括其冒險精神、對新事物接受意愿、學習能力等是主要影響因素；而隨著采納者達到臨界數量，創新被越來越多的潛在使用者所接受，諸如創新的復雜性、使用成本等便成為影響其擴散速度的重要因素。其中，使用成本的影響尤為突出。

　　 當前在我國，互聯網、移動電話等信息產品都已經進入快速擴張期，人們對其性能的認知程度、接受意愿、使用水平等都較之前些年有了顯著提高。在此背景下，使用成本或者說支付能力就成為影響其進一步擴散的重要因素。

　　 客觀來講，過去10年來，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和電信資費價格的逐步下調，公眾支付能力有了顯著提高。支付能力指數從2000年的0.01615提高到了2010年的0.4956。但是，同時也要看到，目前我國主要信息產品與服務資費水平依然偏高，這影響了信息技術普及和應用效果，成為信息社會快速發展的巨大阻力。

　　 以互聯網為例，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信息技術報告2009~2010》中的數據，全球互聯網普及率超過75%的13個國家中，11個國家的固定寬帶費用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以下，其余2個國家該比重也僅為1.15%。而在我國，2008年寬帶資費占人均GDP比重則為7.4%。

　　 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國互聯網還存在“速率低“的問題，遠遠達不到寬帶的速度標準。如果考慮到網速問題，則我國的互聯網應用成本更高。2008年我國上網接入速率平均約為1.8Mbps，遠遠低于日本的63Mbps、韓國的40Mbps。而我國寬帶用戶平均月資費為83.8元，相當于每Mbps每月46.6元（約合6.7美元），是日本（0.13美元）的51.5倍，是韓國（0.37美元）的18倍。如果再考慮各國收入差距的話，以韓國為例，2008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是我國的6.9倍，這意味著我國的寬帶資費水平相當于韓國的124倍。

　　 與互聯網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8年我國有線電視入戶率為42%。而當年有線電視用戶的資費支出相當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31%，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01%。資費的相對較低確實促進了有線電視的普及。

　　經濟轉型影響信息社會的進程

　　 眾所周知，傳統工業經濟條件下過度依賴能源和資源投入的發展模式，已經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由此，從傳統工業經濟向知識型經濟轉型就成為人類邁向信息社會的必然選擇。但是，從我國的發展現狀看，2000~2010年，我國知識型經濟指數增長相對緩慢，2010年的知識型經濟指數為0.3406，相對于2000年僅增長了大約28%。而向知識型經濟轉型步伐的緩慢已經影響到了信息社會進程和發展水平。具體分析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社會水平越高，其產業結構也會更軟化，該國家或地區的三產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會更大，容納的勞動力也更多。但是，我國目前來看，無論是產值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夠軟化，距離美國等信息社會水平較高的國家仍有相當的差距。

　　 ――人力資源支撐不足。知識型經濟本質上是以人力資源發揮核心作用的經濟，比以往任何一種經濟形態都更依賴于人的知識和智力。目前來看，我國存在知識型勞動者占就業人口比重較低、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偏少、研發經費投入不足等問題，難以支撐傳統工業經濟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舉例來說，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報告，2007年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為61.1%，而我國2006~2008年的就業人員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比分別為6.63%、6.6%、6.91%；又如，2007年瑞士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7%，而我國僅為3.19%，最近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把這一比例在2012年提高到4%，實際上，這一數字仍低于200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9%）；在研發方面，2008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1.5%，遠遠低于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2.28%）。

　　 ――資源利用效率亟需提高。測算結果表明，2006~2009年，我國經濟發展的能效指數從0.1413提高到了0.1833，增長了29.7%。但要實現“十一五“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節能減排目標，仍有較大壓力。

　　 （本版文字摘編自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最新發布的《走近信息社會：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報告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