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國體制最常見于體育界，可以簡單理解為：在競技運動中，為了組建高水平的國家隊，而在一定的體制內集中優勢兵力，并動員舉國力量協同作戰。舉國體制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只是在后危機時代，這一戰略的再次重申，被賦予了更加厚重的時代內涵。

    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都在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搶占戰略產業制高點上，各方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近日，我國再次重申探索完善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令全體國人為之振奮。可以認為，再次強調舉國體制，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為重點領域的技術突破提供了制度保障。

　　與市場經濟兼容

    科技舉國體制是整個國家經濟體制的一個子集，科技領域“局部計劃配置資源為主”與國家“整體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并不矛盾。

    我們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體制安排，與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不相悖。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表示，美國在實施曼哈頓計劃、登月計劃、核能計劃、導彈防御系統方面，都是采取的舉國體制。最近，日本為攻克電池方面的關鍵性技術，建立了開發高性能電動汽車動力蓄電池的最大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共22家成員單位參加，聯盟單位每家出50名以上專業人員從事合作研究，也是一種舉國體制。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尖端和領軍人才匱乏，更要在重點領域形成協調統一的舉國體制。特別是在實施重大科技專項中，能不能把舉國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起來，將直接決定著最終的成敗。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鐘書華教授自2008年開始研究科技舉國體制。他認為，科技舉國體制是實施“大科學項目”的必然選擇。“大科學項目”對推動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對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大科學項目”屬于國家職責范圍，具有公共品性質，政府有責任負責組織“大科學項目”。由政府主導，通過科技舉國體制組織實施“大科學項目”，反映了“大科學”時代科研管理的內在要求，與意識形態無關。實例表明，西方國家組織“大科學項目”時也采用科技舉國體制。

　　鐘書華告訴記者，科技舉國體制是整個國家經濟體制的一個子集，科技領域“局部計劃配置資源為主”與國家“整體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并不矛盾。同時，科技舉國體制內部也存在部分市場機制，能采用一些市場手段。科技舉國體制強調計劃，但也與市場兼容。

　　而且，在“大科學項目”實施中，可采用市場手段完成部分工作。從實踐看，市場手段主要是任務外包和籌集資金。鐘書華認為，科技舉國體制應配套科學、嚴格的管理方法。在科技舉國體制中，“大科學項目”可采用系統工程方法、模塊化方法、項目管理方法。而科技舉國體制內部則應采用更多的市場手段。

　　寬容失敗

　　實施科技創新舉國體制，要有失敗的風險預期和不怕失敗的精神。

　　事實上，在絕大多數人堅持“以成敗論英雄”的當下，對舉國體制的質疑，更多地來自于人們害怕失敗的畏難心里。專家認為，實施科技創新舉國體制，要有失敗的風險預期和不怕失敗的精神。

　　科技舉國體制的風險主要來自項目風險，即“大科學項目”面臨的失敗風險。這樣的案例并不鮮見。1971年，美國實施了“攻克癌癥計劃”，耗資上百億美元，最后以項目失敗告終。1970年，日本開始研究高清晰模擬電視系統，并最后在與數字電視的競爭中敗北。

　　對一個國家而言，“大科學項目”

　　的失敗影響深遠，除了巨額投入無回報的經費損失外，還延誤了國家的科技發展進程，降低了未來的創新預期，消減了社會的創新動力。因此，很多人對舉國體制存在畏難情緒。

　　對此，鐘書華認為，“大科學項目”風險的實質是一種探索風險，如日本研究“第五代計算機”遭受挫折，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爆炸。在科技發展史上，探索失敗是常態，探索成功則是非常態。探索失敗是推動科技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換言之，期望“大科學項目”零風險是不可能的。

　　如果借用奧斯特多姆在《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政策透視》一書中采用的績效評估方法，對科技舉國體制績效進行簡略評估可以看出，科技舉國體制強調高度計劃、強調集中資源進行“科技攻關”或“科技會戰”，從而有望獲得重大科技成果。在國家資源存量有限的情況下，科技舉國體制可提高關鍵儀器、設備的使用率，可通過組織的協同作用放大資源效能，可避免同類“小科學項目”的重復研究，從而具有規模科研效率。

　　事實上，探索風險普遍存在科研項目中。“大科學項目”有風險，“小科學項目”也有風險。從理論上講，“大科學項目”和“小科學項目”的失敗概率一樣。科研項目失敗使得之前的科技投入成為無效成本。如果將“大科學項目”成本與“小科學項目”成本進行“一對一”比較，顯然“大科學項目”的成本大于“小科學項目”。但這種比較不合理，因為全社會同一選題的“小科學項目”不止一個。由于無法確定全社會“小科學項目”數量，也就無法計算“小科學項目”的成本總和，進而不能證明實施舉國體制的“大科學項目”成本一定高于分散競爭管理的“小科學項目”成本的總和。

　　中國的實踐表明，正是依靠科技舉國體制，我國才能在整體科技、經濟條件較差的情況下，取得了“兩彈一星”、核潛艇、洲際導彈、人工合成胰島素等重大科技成果。

　　選取重點突破

　　    新的技術變革，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必須乘勢而上，積極作為，牢牢把握住世界產業格局重構的歷史機遇。

　　在我國2006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了重點發展包括大型飛機、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在內的16個重大專項。

　　專家認為，重申科技舉國體制，應該圍繞這些重點領域進行技術攻關。也有專家提出，應該從中選取重點，并結合我國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所涉及的關鍵領域，集中優勢資源，進行技術攻關與重點突破。

　　此前，科技部多次強調，實施重大專項是推進自主創新的突破口，是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抓手，是強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要通過重大專項的實施，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建設一批重要的研發基地，培養一批優秀的創新人才，探索面向市場的產學研用新機制，探索部門、地方參與的統籌協調與合作機制。

　　梅永紅表示，要把推進自主創新轉變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需要統籌協調經濟體制與科技體制改革，統籌協調科技資源配置，統籌協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在新興產業發展方面，梅永紅提出，積極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共同選擇。比如，美國把發展新能源作為擺脫經濟衰退、創造就業機會、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戰略產業，歐盟“經濟復蘇計劃”提出要實施“綠色汽車伙伴行動”、“能效建筑伙伴行動”和“未來工廠伙伴行動”等。此外，生物產業、材料產業和信息產業也都在孕育著新的技術變革，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必須乘勢而上，積極作為，牢牢把握住世界產業格局重構的歷史機遇。

　　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目前我國已經在眾多前沿技術領域形成了一定的知識和人才積累，有些領域已經站到了與發達國家相同或相近的水平上。當務之急是如何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和行動，在應用中率先突圍。比如發展新能源汽車，這是我國實現交通能源轉型的現實需要，也是搶占未來汽車產業制高點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國自主研發的新能源汽車已實現小批量進入市場，部分領域實現了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但在基礎設施、商業模式、技術標準和配套政策等方面都明顯落后。類似的問題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面對這場“輸不起”的產業競爭，我國迫切需要打破部門和地方利益格局，在國家層次上形成協調一致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