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11.1%，其中一季度為11.9%， 二季度為10.3%，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7.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2.6%，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81.6%。國民經濟運行按照年初確定的目標，出現了由回升向好向平穩較快增長的轉變，經濟運行完全符合宏觀調控政策的要求，說明年初確定的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正確的。

　　當前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問題，一是經濟運行的各項先行指標從二季度出現拐點。銀行信貸、固定資產投資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均出現下降趨勢，說明年初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宏觀政策效應開始顯現，這種趨勢對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經濟增長將產生什么影響，如何避免收緊銀根、抑制需求對經濟增長勢頭的過度影響，需要給予高度關注。二是如何在今年的調控中消除和避免去年以來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對經濟結構帶來的負面影響。真正把資金投向符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的方向上來，以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三是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如何及時妥善解決。如，在金融政策上改變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如何保持適度，避免出現疊加效應。對地方融資平臺的清理，如何避免出現重點建設工程資金鏈的斷裂和“半拉子”工程。又如，如何保持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等。及時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避免局部問題發展為全局性問題。

　　根據上述分析，為了保持下半年乃至今后幾年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年初確定的方向不動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圍繞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實施精準的、局部的微調措施。

    一、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方面，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在收入分配政策上：

　　（一）協調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應當有一個中期計劃，分年度逐步到位，給企業消化工資上漲壓力以適當的時間，避免工資上漲幅度過急過高，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二）適當提高農產品收購保護價，以增加農民收入。今年小麥收購出現國有糧庫與民營糧食企業抬價搶購現象，與其這樣不如適當提高國家最低收購價格，使糧農普遍得到好處。

　　（三）鼓勵上市國有企業對投資者分紅，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強股民對股市的信心。

　　在投資政策上：

　　要重點增加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投資。要增加對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土地供給，增加保障性住房新開工面積，確保各年已開工的保障性住房按時竣工，通過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抑制普通商品住宅價格過快上漲。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力度要合理把握，對住房價格的調控以保持價格穩定為目標，避免出現住房價格大面積下降，以引發新的矛盾。建議增加對老、少、邊、窮地區改善農民居住環境的支持力度。如農村的土坯房和茅草房改造為磚瓦房，政府可適當給予建房補助。通過住房建設結構的調整，逐步實現住有其居的目標，同時保持房地產業的持續發展和對整個經濟持久不衰的拉動力量。

　　在擴大消費方面，建議將電動自行車列入機電產品下鄉的補貼范圍。

　　二、采取積極鼓勵政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采取多種政策鼓勵群眾創業活動，以創業帶動就業。建議提高個體戶營業稅征收標準，由現在的月營業收入五千元提高到兩萬元。根據測算，征收標準提高一倍，受益者可達三千萬人。這將對擴大就業、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發展服務業產生重要作用。還可考慮對新開業的個體戶給以稅收“三免兩減”的待遇。研究將服務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改變服務業稅負過重的狀況，為服務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要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政策，加快出臺實施細則。特別是把允許民間資金發起和參與設立各類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資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機構作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過引導和吸引民間資金進入金融產業，激發群眾中創業的積極性，滿足小企業、個體戶和農戶的貸款需求，使之成為第三產業的增長點，使第三產業發展成為一、二產業發展的助推器，成為整個發展方式轉變的助推器。

　　三、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

　　一要抓好國務院各部門已出臺的八十多項鼓勵企業自主創新的配套政策的貫徹落實。二是建立國有大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激勵機制，將企業無形資產增值列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圍。三是建立支持中小企業技術進步和科研開發的平臺，通過建立公共實驗室、公用技術研發中心，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

　　四、改善外匯支持政策，促進海外投資和出口

　　（一）增加人民幣海外貸款規模，支持發展中國家用人民幣貸款購買我國技術裝備和消費品。培育借款國以資源償債付息的能力。鼓勵更多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走出去”，以拿到更多的能源資源的勘探權、開發權，支持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并購。支持有能力的企業到海外發展加工貿易，支持我國鐵路、船舶、輕工等技術裝備的出口。以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為重點，保持出口的持續穩定增長。加快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擴大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

　　（二）優化外匯儲備結構，逐步將部分貨幣、債券儲備轉變為能源、資源等實物儲備。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以分散和規避風險。

　　時間：2010-7-23

　　王軍：201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分析與下半年展望

　　信息來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2010年7月23日

　　http://www.cciee.org.cn/NewsInfo.aspx?NId=1405/

　　China Economic Analysis in first half of 2010 and Outlook in second half of 2010

　　王  軍

　　一、上半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上半年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是：經濟高速增長、物價溫和上漲。經濟數據表明前期國家宏觀調控目的基本達到，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增速過快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經濟過熱風險得到有效防范，通脹預期管理目標得到有效實現，我國經濟正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

　　（一）經濟保持快速增長，但季度增速逐級回落

　　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2840億元，同比增長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個百分點。數據略高于市場之前10.5%的預期，表明我國經濟上半年發展勢頭良好。

　　

　　（二）物價同比溫和上漲，環比處于下降狀態，通脹壓力大大減弱

　　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6%，PPI同比上漲6%，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10.8%。其中，6月CPI增長2.9，低于市場3.2%的預期。從環比看，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下降0.6%。下降0.3%，通脹壓力有所緩解。

　　

　　

　　（三）工業增加值和發電量增速明顯放緩，調控效應顯現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7.6%，比上年同期加快10.6個百分點。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2.1%，比上月回落1.8個百分點，創歷史同期最大跌幅。雖然該指數已持續16個月保持在50%以上，但最近兩個月一改之前波動上升態勢，呈現連續回落。作為先行指標，PM I指數一般領先實體經濟變化6個月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會在大約半年以后，出現多領域多行業的同步減速態勢。6月份，全社會用電量352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4.14%，不但是年初以來唯一沒有達到20%的月份，且增速比5月份大幅下降6.66個百分點，創下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速新低，其中重 工 業 用 電 增 速 環 比 下 降8.89%。1至6月，全社會用電量20094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1.57%。

　　

　　（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穩，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

　　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14187億元，同比增長25.0%。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19747億元，增長38.1%。

　　

　　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9747億元，同比增長38.1%。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30.8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8.7%；房屋新開工面積8.05億平方米，同比增長67.9%；房屋竣工面積2.4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8.2%。從商品房銷售及銷售價格看，樓市繼續呈“量跌價滯”的狀態。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3.94億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長15.4%，增幅比1-5月回落7.1個百分點。其中，商品房銷售額1.98萬億元，同比增長25.4%，增幅比1-5月回落13.0個百分點。房屋銷售價格同比繼續上漲，但漲幅小幅回落。6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1.4%，漲幅比5月份縮小1.0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1%，5月份為上漲0.2%。6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簡稱“國房景氣指數”）為105.06，比5月份回落0.01點，比去年同期提高8.51點。

　　

　　

　　

　　（五）國內消費情況良好，銷售增長較快

　　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2669億元，同比增長18.2%。耐用消費品增速突出，其中，汽車類增長37.1%，家具類增長38.5%，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增長28.8%。國內消費刺激政策對家電等耐用消息品消費仍具有強勁推動力，而房地產宏觀調控對消費存在一定拖累，預計下半年國內消費仍將保持平穩增長。

　　

　　（六）對外貿易明顯恢復，貿易順差減少

　　上半年，進出口總額13549億美元，同比增長43.1%。其中，出口7051億美元，增長35.2%；進口6498億美元，增長52.7%。貿易順差553億美元，下降42.5%。值得關注的是：6月份我國外貿運行數據又一次超出了市場的預期——不僅進出口總值創下歷史新高，出口規模刷新單月歷史記錄，貿易順差也超出了曾被普遍認為是年內最高值的5月份，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顯示出我國對外貿易延續恢復性增長的趨勢并沒有發生改變。

　　6月出口超預期，增速年內首次大幅超過進口，貿易順差大幅增長

　　

　　中國對主要貿易伙伴盈余狀況

　　

　　

　　    （七）財政收入出現恢復性增長

　　6月份，全國財政收入7879.4億元，雖增幅有所放緩，但仍比去年同月增加1011 .93億元，增長14.7%。上半年累計，全國財政收入43349.7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73.65億元，增長27.6%。從財政收入走勢看，近兩個月，由于去年同期經濟開始回升，財政收入逐步增加，基數有所提高以及今年消費稅翹尾增收因素逐漸消失，財政收入增幅已明顯回落，5月份增長20.5%，6月份增長14.7%。預計后幾個月，財政收入增幅將繼續回落，全年財政收入增長將呈“前高后低”走勢。

　　

　　（八）貨幣供應量增速持續快速回落，前期緊縮政策效果繼續顯現

　　金融數據顯示，貨幣供應速度有所放緩，目前M2和M1及M0基本已從去年以來的“非常狀態”逐步恢復到常態下的正常水平。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67.39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別低2.5和9.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24.06萬億元，同比增長24.6%，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別低5.3和7.8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余額3.89萬億元,同比增長15.7%。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4.63萬億元。這個規模雖不及去年上半年水平，但仍處歷史較高水平，規模依舊不小，能有效滿足當前我國經濟進一步企穩回升的需求。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24543億美元，同比增長15.1%，增幅較一季度有明顯下降。綜合考慮經濟增速、通脹和貨幣供應量增速走勢，貨幣環境寬松程度（M2增速-實際GDP增速-CPI）已經回歸歷史正常水平。

　　6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較去年同期繼續大幅回落

　　

　　上半年貨幣供應量M1、M2和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增速繼續快速回落

　　

　　6月份貨幣環境寬松程度下降至歷史正常水平

　　

　　            

　　Ａ股跌幅居全球主要股市之首。統計顯示，上證指數和深證成指上半年的跌幅分別為26.82%、31.48%，兩市Ａ股市值“蒸發”超2.5萬億元。而在全球主要股指中，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日本日經225指數、法國CAC指數、香港恒生指數上半年的跌幅分別為6.27%、11.03%、12.54%、7.97%。在亞太股市，有的還出現小幅上漲，有的幾乎沒有下跌。例如，韓國漢城指數和印度指數小幅上漲了0.95%、1.35%，新加坡海峽指數僅小幅下跌2.49%。再若細分到各國股市，Ａ股的表現僅僅略好于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股市。

　　二、上半年重要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與評述

　　今年上半年，為了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兩難”困境，我們著眼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出臺了多項宏觀經濟政策，有步驟地退出了一部分應對危機的非常規刺激政策，如先后三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實施區域經濟振興規劃，多個省份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對落后產能的淘汰和清理力度，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降溫，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新36條”，整頓、規范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調整出口退稅優惠政策，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對于我們實現既定宏觀調控目標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下一步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并將產生深遠影響。

　　（一）三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面對過于泛濫的流動性，今年以來央行分別于1月12日、2月12日和5月10日三次宣布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經調整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7%，距離2008年6月25日的歷史最高點17.5%，僅有一步之遙。該項政策的核心是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作為一種懲戒手段，通過貨幣數量收縮的方式，輔助窗口指導達到信貸均衡投放的效果，來改變2009年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收緊市場過多的流動性，讓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真正意義上的“適度”，并逐步回歸常態。可以說，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預計收緊信貸規模可能達近萬億元，相當于減少貨幣供應量近2.6萬億元，降低M2增速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最近一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是在連續大力度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情況下出臺的，這說明，央行此舉的用意之一，是配合落實房地產調控政策，并盡可能抵消房地產流動性的分流可能對其它領域過熱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對國內房地產市場影響則不可低估。盡管當前房價下調還沒有普遍出現，但是全國住房銷售量的大幅下跌已經成了事實。我們預計，下半年銀行對房地產信貸收縮會比許多人預期的要緊得多。

　　總之，在綜合平衡防范經濟可能過熱和超預期下調基礎上，選擇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一相對溫和的數量型緊縮工具，既可深度凍結部分資金，達到防范經濟趨熱進而管理通脹預期和防范資產價格泡沫的目的；又能夠避免采取加息這種劇烈手段，在不增加企業融資成本的基礎上促進民間投資恢復增長。因此，這是央行刺激性政策柔性退出的表現，是當前經濟環境下的最優政策選擇。

　　（二）實施區域經濟振興和發展規劃

　　自2009 年起，一年多的時間里，國家先后批準了珠三角、海西經濟區、中部地區、橫琴、江蘇沿海、遼寧、關中-天水、鄱陽湖、圖們江、黃河三角洲等11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幾乎是之前4 年的總和，所涉及的地區范圍囊括了大半個中國。今年以來發布的主要區域經濟振興和發展規劃主要有：《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推進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批準設立沈陽經濟區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支持甘肅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重慶兩江新區發展規劃》、《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以及最近的深圳經濟特區擴容等等。它們有望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投資自主權，加快當地投資增速。區域經濟區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躍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而此舉的意圖不僅是要使中國區域經濟戰略布局“全面開花”，加大區域經濟開發的扶持力度，從更深層次來說，也是在試圖扭轉中國過度依賴外貿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向多元化發展。

　　7 月5 日～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著重提出要推進成渝、廣西北部灣等經濟區發展等。國家發改委還公布了2010 年西部大開發新開工23個重點項目，總投資額約為6822億元，接近2000年-2009年十年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此次公布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實質上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規劃的一部分，是在宏觀經濟面臨諸多“兩難”的情況下積極財政政策的延續。總體上而言，我們認為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增加投資應對經濟下行風險，二是為平衡經濟和產業轉移做基礎性準備。

　　（三）多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提高勞動者報酬、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國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當前我國勞動者報酬提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條件都已經具備。從必要性來看，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民福利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提高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收入提高的幅度卻并未完全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勞動者并未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收入水平確需提高。從可能性看，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加入WTO 和參與國際經濟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勞動力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但勞動力的充分使用也同時意味著可能出現勞動力供給不足。從2005 年開始，我國沿海地區多次出現“民工荒”。今年上半年，勞動力供給也已經出現較為緊張的局面。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使得工資上調具備了市場基礎。從政策層面看，政府已經把勞動者報酬提高作為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手段。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并對一些行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自從2月1日江蘇第一個宣布上調最低工資以來，其連帶效應正在顯現。今年以來全國已有18個省份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分別是：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吉林、陜西、山東、廣東、北京、寧夏、上海、山西、浙江、江蘇、遼寧、云南、海南、天津等18個省份，平均漲幅21.53%，最高漲幅41.7%，最低漲幅12.2%。從近期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縮小行業之間工資收入差距，將明顯提高低收入行業的勞動者工資，相應行業勞工成本上漲壓力也會較大。當然，雖然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改變，部分行業勞動力供給也已經出現結構性短缺，但因為我國農村仍有較多的勞動力需要轉移，勞動力全面短缺的情況在近期尚不會發生，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也將是一個漸進過程。同時，工資提高也并不意味著我國勞動力優勢的很快喪失，現在，我國制造業平均工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10，國際競爭中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仍能保持較長時間。

　　（四）加大對落后產能的淘汰和清理力度

　　4月6日，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要求以電力、煤炭、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焦炭、造紙、制革、印染等行業為重點，按期淘汰落后產能；5月5日，國務院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確保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的通知》，“通知”規定，今年要關停小火電機組1000萬千瓦，淘汰落后煉鐵產能2500 萬噸、煉鋼600萬噸、水泥5000萬噸、電解鋁33萬噸、平板玻璃600萬重箱、造紙53萬噸等。作為后續措施，央行和銀監會5月28日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支持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產能金融服務工作的意見》，就銀行系統全力支持節能減排工作，促進淘汰落后產能，確保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的有關金融服務工作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要求把金融支持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產能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支持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產能作為加強銀行審貸管理的重要參照依據；就在同一天，工業和信息化部將淘汰落后產能的目標作了進一步分解，并已把18個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的年度目標和任務分配至各個地方政府。目前，各地正在積極推進，并將逐步公布被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名單。

　　加快對落后產能的淘汰，反映了政府對于調整經濟結構、特別是淘汰落后產能的決心已定，有利于產業升級，但也會顯著抑制工業生產增速。我們認為三季度前淘汰目標任務的落后產能，將對工業增加值增速帶來一定影響，特別是有色金屬產品產量將下降較多，同時對于焦炭、生鐵等冶煉資源類產能的限制將對山西等依靠冶煉和資源的省份帶來一定沖擊。

　　（五）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降溫

　　4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即所謂的房地產“新國十條”，措辭嚴厲，盡顯中央政府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決心。在中央調控政策出臺后，部分省市陸續公布了調控政策細則，除北京對購房套數做出強制性限定之外，多數省市的調控細則相對溫和，主要以增加市場供應為主，對以限制需求為目的的差別化信貸政策并未出臺過多嚴厲措施。與此同時，住房城鄉建設部5月19日與各省市簽訂2010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標責任書，要求確保完成2010年工作任務。其意圖很明顯，就是力圖沖銷和降低調控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帶動投資，避免短期潛在的經濟下行風險。

　　迄今為止可以看出本輪房地產調控的幾個突出特點是：調控房地產的力度和決心強于以往，調控覆蓋面更加全面和系統，調控差異化政策更加明晰，調控的重點是控制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而絕不是為了打壓房地產投資。從短期效果看，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出臺肯定對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會形成明顯制約和直接沖擊。但如果保障房政策能夠落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逐步回升，將能完全沖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負面影響，對GDP 增長將產生正向拉動作用。從中長期看，房價回落有利于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未來的房地產發展態勢可能由當前的商品房開發為主逐漸走向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多元開發模式。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此次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實施，是我國落實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是經濟結構調整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六）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新36條”

　　5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新36條”，提出要全面開放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國有資本要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政府要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等等，這些指導性政策的出臺，意味著中央政府將力圖扭轉近年來國民經濟的“國進民退”傾向，優化經濟結構，拓展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

　　“新36條”的直接效應在于引導民間投資的方向，刺激民間投資增長，放寬多個政府壟斷的經濟領域，吸納社會閑置資金，增加投資的效率刺激經濟增長，部分對沖前期包括樓市調控在內的許多政策導致的投資下滑風險等。與“舊36條”相比，“新36條”實施后，民間投資的權益保障將得到顯著的改善，對內開放的國民經濟發展思路正在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逐步形成，應該說，“新36條”的戰略意義遠大于短期的經濟意義，對固定資產投資及宏觀經濟的影響十分深遠。具體而言，“新36條”的重大突破主要在于兩點：

　　1．對民間投資可進入領域的規定大大細化，可操作性強，民間投資可以獨資、控股方式進入的領域大為拓寬。例如，民間資本可以以獨資、控股等方式投資建設公路、水運、港口碼頭、民用機場、通用航空設施、水電站、火電站等項目。在金融服務領域，“新36條”提出，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放寬村鎮銀行或社區銀行中法人銀行最低出資比例的限制。這意味著，民間資本可以以獨資或控股形式設臵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這些政策如果得到落實，中小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將得到緩解，民營經濟的發展將獲得新的動力。

　　2．明確界定了政府投資的范圍，體現了“國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并且，政府要由“監管者”向“服務者”角色轉變，推動民營企業加強競爭力和轉型升級。可以預見的是，國有資本的投資領域將日益集中在少數關鍵性領域，并將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將大為拓寬。

　　（七）整頓、規范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6月10日，國務院正式下發《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其核心指導思想為：“分類管理、區別對待”，關注焦點為：“融資平臺公司舉債融資規模迅速膨脹且運作不夠規范、地方政府違規或變相提供擔保以及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融資平臺公司信貸管理缺失”。此次國務院正式表明在融資平臺規范管理的態度，要求抓緊清理核實并妥善處理融資平臺公司債務，加強對融資平臺公司的融資管理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等的信貸管理。顯然，國家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政策仍在緊縮中。該文件明確規定，對只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且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擔融資任務，這一規定基本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地方城投公司。7月1日，國家發改委表示，今后凡是以地方財政應收賬款作擔保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所申請債券將全部停批。對于那些已經得到批復，但是截止到6月10日之前仍未走完交易程序的城投類債券，也一律暫停交易，重新審批。另根據銀監會近期規定，要求商業銀行在6月底之前做到“逐包打開，逐筆核對，重新評估，整改保全”并采取分類處置的方式，三季末前必須做到準確分類，提足撥備，年內基本完成對壞賬的核銷，做到賬銷、案存、權在，并持續關注時效，在有效期內保全和回收。

　　所有這些規范地方融資平臺措施的本質內涵是：第一，政府治理融資平臺的根本用意在于引導更多的資金投向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的盈利性部門，避免“市場化”的資源用于公共產品部門，造成資源的錯配，而非“扼殺”融資平臺。同時，實行總量控制使融資平臺的總貸款余額保持在地方經濟可承受的范圍內。第二，融資平臺的“債務解包”主要用意在于摸清債務的底細，促使地方政府將現有債務通過其掌握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國有資產等進行充分的擔保。可以預見，未來政府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投資還離不開融資平臺這個載體，因此，當前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進行規范和清理，重在規避和管理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從長遠看，這對于未來必要時進一步實施財政刺激措施，控制好財政風險的意義很大。

　　（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6月19日，央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強調此次匯改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央行認為，這符合我國長遠和根本的核心利益，對中國經濟的好處可以概括為三個“有利于”。有利于促進結構調整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有利于維護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這表明我國的匯率制度正式回歸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重點是匯率形成機制而不是匯率水平。

　　央行選擇在G20多倫多峰會前宣布啟動匯改，直接目標是緩解國際壓力，其獲取在國際博弈中的主動性的意圖非常明顯。當然，這也是我國從自身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結合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做出的自主選擇。在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增加的重要時刻，重提匯改，是中國政府傳遞經濟結構調整的信號，表明中國政府愿意付出時間和一定的代價，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為全球經濟復蘇發出了一個充滿信心的信號。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此次人民幣重啟匯改將會對國內政策形成全面影響：首先，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有限，對進口將起促進作用。人民幣重啟匯改的結果很可能是“兌美元升值，同時兌歐元英鎊等貶值”。所以，此次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溫和調整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不大。從過去的實踐看，出口企業依然能有效應對匯改引發的匯率浮動，央行也已表示要力求使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并且，隨著企業在匯率浮動背景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積極培育非價格競爭力，以及部分出口企業向更有比較優勢的中西部地區轉移，我國出口的整體競爭力不是被削弱，很可能進一步增強。其次，從美元角度看，匯改將略微加大全球通脹風險，但對國內通脹的影響不會太明顯。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將會提升中國進口的能力，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很可能會受到需求和心理兩方面的支撐，從而增加全球通脹的風險；另一方面，因為國內通脹前景還要看各行業工資變化、糧食產量、農產品價格變動和央行對流動性的調節等因素，輸入型通脹加大對國內的壓力有限，因此匯改對國內通脹的影響可能并不明顯。 第三，對國內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影響較為復雜，會因匯率浮動的方向不同以及熱錢流動的變化，而導致流動性出現變動。由于匯改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屬于針對國內總需求的緊縮性政策，因此我們估計，年內加息可能性大大降低。

　　（九）調整出口退稅優惠政策

　　6月23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近日聯合發布通知稱，經國務院批準，自今年7月15日起，將取消部分鋼材、有色金屬加工材等406個稅則號商品的出口退稅。政府如此大力度的調整退稅政策。這是出口退稅率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下調，顯示出政策對于出口支持的力度回落，背景就是外需回暖，出口增速旺盛，而貿易摩擦加大，外部對于中國施加較多的反補貼和反傾銷壓力，內部財政收支壓力加大，從而引發本次出口退稅率下調，也可以理解為刺激出口政策的緩慢退出。我們認為雖然本次涉及調整的產品占總出口額比例不高，但此次下調目的重點在于調整出口結構，降低對于鋼材等部分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傾向，說明了中國政府在節能減排，增加GDP單位能耗，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方面的決心與信心。我們預計退稅率下調在出口未出現明顯回落之前將多次下調。政府對出口退稅的調整，對部分產業的出口如鋼鐵產業將帶來不利的影響，這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必然過程，雖然短期內對經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但出口退稅調整對后期中國經濟的后續發展將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及宏觀調控中面臨諸多“兩難”問題

　　上半年國際、國內形勢極為復雜，各種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此消彼長，短期問題和長期矛盾相互交織，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相互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及相應的經濟政策選擇面臨巨大挑戰和多重“兩難”問題，這些挑戰和“兩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保增長、調結構和防通脹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增速加快下滑，2009年以來主要以投資帶動的增長顯然不可持續，相反加劇了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信貸的過度擴張也帶來資產價格飛漲和通脹隱憂。2010年必須讓前期快速回升的增長速度穩定下來，讓飛漲的資產價格穩定下來，并且著手調整經濟結構和防止通脹。這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平衡。

　　第一，如何妥善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是一個最為突出的“兩難”問題。盡管在各國政府規模空前的金融救援或者經濟刺激的措施下，世界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但2010年仍然存在諸多變數，目前尚不能斷言世界經濟已經走出金融危機影響，進入復蘇周期。這種狀況，無疑對全球經濟復蘇十分不利。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資源、資金大量投入的情況下，抑制通脹與保證經濟平穩增長可能會成為兩個相互沖突的政策目標。如果說上半年防范經濟過熱、管理通脹預期是“兩難”的主要方面的話，那么，下半年通脹高企風險下降而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將使“兩難”的主要方面轉向防范經濟超預期下調。經濟增速放緩需要保持政策的適度寬松，如果政策過緊可能影響經濟復蘇；而通脹預期又需要政策適度收緊，如果過松則助長泡沫和難以抑制通脹。而且隨著刺激政策對于經濟復蘇驅動力的逐步弱化，如果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沒有跟上，這種“兩難”的局面將會更加凸顯。

　　第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調整經濟結構更是一個長期的“兩難”問題。不徹底調整經濟結構，經濟無法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無法解決我國宏觀經濟諸多深層次矛盾；而調整經濟結構，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時期內給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帶來壓力，將給國內各行業、各相關利益主體帶來劇痛，這一過程將是漫長和艱難的。

　　第三，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則又是一個涉及面廣、涉及者眾的復雜“兩難”問題。例如，調整經濟結構要求提高勞動者收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但相應的企業成本也會由此增加，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又如，轉變發展方式要求在全社會實施節能減排，啟動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但這與當前物價需要控制、通脹預期需要管理存在沖突和矛盾。

　　（二）政府投資和重化工業主導的經濟恢復與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力度加大之間的沖突和矛盾

　　政府側重于“鐵、公、基”等重工業領域的投資是本輪經濟快速恢復的主導力量。因此，今年以來重、輕工業增速差持續擴大，這使我國長期以來積累的經濟結構性矛盾進一步突出，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有所背離。第一，由于重化工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投資需求大，其過快發展導致投資對消費的擠壓，投資消費比例進一步失衡，引發“需求結構”進一步不協調；第二，重工業快速發展，且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加強，各種資金、資源的集中勢必擠壓其他行業的需求，這使得產業結構優化的步伐有所放緩，引發“供給結構”進一步不協調，而且使得產能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第三，重化工業的過快增長造成能源資源消耗壓力過大，同時伴隨著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引發“要素投入結構”進一步不協調。這種經濟恢復格局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形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三）房地產調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近年來，房地產投資一直作為拉動投資增長的重要力量，并且由于其相關產業鏈條較長，房地產行業作為支柱產業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的貢獻。2009年年中以來，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消費持續偏快增長。同時，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沖動更加明顯。應該說房地產行業對本輪經濟的快速恢復也發揮了較大作用。然而，房地產市場在寬松貨幣環境下，受到了投機客的大力熱捧，直至“房地產新政”出臺以前，我國房地產價格節節攀升，房地產市場彌漫著濃重的投機氣氛。房地產信貸比重過高及房價持續非理性上漲不僅給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和金融系統帶來了巨大的風險，而且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目前，房價問題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高房價對居民消費形成很強的“擠出效應”，影響消費需求的中長期穩定增長。部分城市較為嚴重對房地產泡沫要求對其進行有效調控，但考慮到房地產業作為事實上的支柱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房地產行業的投資對上下游產業都有明顯的帶動效應，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這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決策層難免瞻前顧后。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此時也面臨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要貫徹中央關于遏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的投資項目將因此而缺乏融資渠道。

　　總之，在治理房地產泡沫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面臨著這樣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面，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必須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另一方面，房地產作為現階段支持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如果出現大起大落將對整體經濟發展造成危害。為此，政府始終關注如何避免兩種風險：一是資產價格過大、過猛的下行調整，從而對實體經濟和銀行資產質量造成過大的沖擊；二是因為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或者對下行風險的過度擔憂甚至是誤判，在泡沫尚未得到有效初步控制時，就提早放松房地產調控政策，導致新一輪房價出現報復性上漲，即重復2009年的V型反彈，同時也有損調控者的公信力。這后一種風險更加值得警惕。

　　（四）經濟刺激政策退出與避免經濟復蘇夭折甚至出現二次探底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即積極財政政策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迅猛擴張、物價形勢一度十分嚴峻以及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等問題，凡此種種都要求經濟刺激政策盡快退出。從國際上看，已有很多國家如澳大利亞、以色列、印度、挪威、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先后啟動退出機制；美聯儲也已經基本終止了各種特別流動性便利，一季度大規模的資產購買方案也被終止；歐洲央行在3月份的議息會議上即宣布收回部分非常規融資工具，并表示年底將信貸標準收緊至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近來更因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危機而不斷緊縮財政預算。再看國內情況，盡管銀行貸款的快速增長和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提振了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也帶來一些問題，諸如投資項目質量降低、不良貸款風險加大以及資產泡沫等。當前，受天災、氣候異常以及投機炒作等因素所致，蔬菜、大蒜、綠豆、玉米等部分農產品價格出現了飆升的現象，盡管物價指數尚未出現大幅攀升，但通脹預期風險已經不斷聚集。

　　此時的“兩難”集中表現在：當國內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時候，面對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而導致國際經濟環境變得更加不確定的嚴峻形勢，究竟是不顧外部環境影響，繼續保持原有的政策退出或緊縮方向、力度、節奏，還是充分考慮外部環境影響，適當調整國內政策方向、力度與節奏，甚至將退出政策的執行向后順延？換言之，宏觀政策退得太晚，必然會強化通脹預期，加大通脹壓力；而退得過早，信貸量收縮過多，可能會造成中長期項目的后續資金缺乏，爛尾工程大量出現，也勢必使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投資結構的優化，不排除有二次探底的風險。況且，美國出于其對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悲觀預期，至今為止仍然保持歷史最低的利率水平。如果我國此時先于美國退出，如采取加息手段，無疑會擴大中美利差，勢必使國際投資資金涌入，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經濟刺激政策如何進退、力度時機如何把握頗費思量。

　　（五）匯率政策調整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本次匯率改革對經濟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下半年匯率政策的回歸將呈現緩慢的正常化路徑，這將是新一輪國際經濟博弈的開始而非結束。長期來看，匯改有利于促進結構調整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符合我國長遠和根本的核心利益。但就近期而言，匯率政策調整與我國出口、國內物價及資產價格之間存在復雜的變動關系。在當前出口形勢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的條件下，如果人民幣向著升值方向波動過快則會削弱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惡化出口形勢、加大就業困難。而且，短期內高漲的升值預期還將帶來國際資本流動的加劇，加大熱錢流入的動力，加劇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給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帶來干擾。因此，目前還不能貿然讓人民幣過快升值。

　　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到，在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下，我國出口產品附加值低、貿易結構升級困難的問題難以解決。與此同時，在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美歐主導，包括部分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一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烈愿望和預期。人民幣匯率如果波動幅度過窄、過于保持與美元掛鉤，又會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必將使國際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因此，人民幣匯率政策在穩定出口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特別是貿易結構和應對國際壓力之間出現了“兩難選擇”：既要保持凈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力，但又不能再走過去一味依靠擴大出口的老路，而要切實通過調整外貿結構來促進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

　　四、下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展望

　　（一）經濟增速將繼續保持下行態勢

　　當前由于內部宏觀調控、內生增長動力缺乏和外部經濟復蘇不確定性增加，經濟增速正在放緩。下半年和明年初，經濟將處于短周期內的下降階段，預計2010年全年GDP增速將呈“前高后低”態勢，“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更加協調和平衡。從我們編制的中國經濟景氣指數來看，先行指數于2009年11月份處于峰值，隨后進入下降階段，一致合成指數于2010年3月也開始出現下降。考慮到2009年一季度較低基數影響，今年一季度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速的峰值點，二季度如期出現回落，由此預計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將繼續保持下行態勢。

　　

　　（二）物價上漲高峰可能在7月前后出現

　　在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下半年甚至面臨超預期下調風險，同時貨幣供應量已經在快速回落的大背景下，今年通脹壓力將會明顯減輕，通脹失控可能性不大，全年有望保持“前低—中高—后低”、總體溫和狀態。從我們編制的中國經濟景氣指數來看，在每次消費價格出現拐點大約半年前，消費價格先行指數都能給出信號。從近期情況看，消費價格先行指數在2010年1月出現峰值，據此，消費者物價指數會在7月前后出現峰值，隨后出現下降趨勢。從歷史數據看，在中國經濟的大部分階段，CPI總是滯后于實體經濟需求的變化，隨著下半年宏觀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由此判斷CPI繼續上漲的空間有限，未來將會沖高后出現回落拐點，預計PPI不會再創出新高。根據上半年的分析，我們認為全年價格調控目標基本可以實現。全年CPI將會定格在3%左右。這是因為影響CPI的主要因素，如廣義貨幣（M2）、PPI和PPIRM已經回落，逐漸對價格走勢會產生下行影響。

　　

　　（三）消費有望穩中略升

　　短期來看，在促消費政策力度不斷加大和前期經濟強勁回升共同推動下，下半年消費增速有望延續上半年穩中有升態勢；但是如果剔除物價因素，消費實際增速基本持平或略低于去年的水平。中長期來看，當前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居民收入水平進入新階段，居民消費進入結構升級的快速增長時期，住行、健康和娛樂等相關產品消費將會保持較快增長。

　　（四）投資增速繼續逐步回落

　　短期內經濟將依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資來拉動。隨著地方融資平臺的整頓及對其貸款監管的強化，下半年政府投資有進一步減弱趨勢。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宏觀調控已經影響房產的銷量，預計下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將回落，這將會給整個投資帶來巨大的下行壓力。同時，在刺激政策推動下的固定資產投資新開工項目逐漸減少，下半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可能明顯放緩。而考慮到去年大量的新開工項目今年進入密集施工期和中央投資的可能適度松動，今年投資增速更可能是一種逐步回落走勢，全年城鎮固定資產仍有望保持在20%左右。

　　（五）出口增速將大幅降低

　　從我們編制的中國經濟景氣指數來看，上半年出口先行指數仍處于顯著上升通道中，預示著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出口仍可能繼續保持較強的回升勢頭。但隨著匯率變動、結構調整和出口退稅影響的擴大、歐債危機影響逐步顯現，下半年出口增速將顯著放緩。同時，由于2009年四季度出口下滑幅度迅速收窄并在年底轉為正增長，基數明顯增加，預計今年第四季度出口增幅將會明顯回落，年底可能回落到個位數。主要受國內需求放緩等因素的影響，預計未來進口增幅將會持續下滑。由此，中國貿易順差規模在下半年有加大的趨勢，全年順差仍有可能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因而凈出口對GDP的正向拉動作用將逐步顯現。

　　

　　（六）貨幣政策有望適度松動

　　下半年經濟下行風險增加而通脹風險降低，未來更大力度緊縮的必要性毫無疑問已經大幅下降，加息和人民幣快速升值等價格型緊縮政策出臺的必要性大幅下降。相應地，數量性緊縮可能有所松動，前期公開市場凈回籠資金的力度和存款準備金率上調頻率也可能會放緩，經濟系統內的流動性將轉趨中性略松狀態。預計下半年信貸總量為2.8 萬億，而信貸增速的回升需等到第4 季度以后。

　　五、加強和改善下半年宏觀調控的幾點思考

　　（一）基本原則：取向不變，動態優化，靈活調整，防止疊加

　　所謂“取向不變”，是指在當前宏觀調控“兩難”問題的主要方面轉向防范經濟超預期下行的情況下，下半年政策基調不應大幅轉向，應繼續堅持當前適度寬松的基調，確保實現全年財政收支目標和信貸投放目標；所謂“動態優化”，是指在國內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加背景下，為預防經濟超預期過快下滑，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做出局部性的適度松動，而松動的力度和時點則需要根據經濟形勢而定；所謂“靈活調整”，是指根據經濟增速回調狀況和通脹壓力，宏觀調控需要把握分寸，有保有壓，適時調整政策力度，增強靈活性；所謂“防止疊加”，是指針對各種已出臺政策，應該充分考慮其相互交叉的影響，防止負面作用擴大化，下半年應審慎出臺調控政策，防止多項政策疊加的負面影響。

　　之所以把“取向不變，動態優化，靈活調整，防止疊加”作為下半年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當前和下半年不具備貨幣政策根本性放松的政策空間。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2009年實行的極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強勁復蘇，但是同時也造成了新的問題，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諸如流動性泛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迅猛擴張、房價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不斷強化。半年來針對這些問題的調控已經取得部分成效，如果此時政策大幅放松，不僅宏觀調控前功盡棄，而且這些問題將會變本加厲，為未來經濟埋下重大隱患，甚至不排除引發經濟危機。二是下半年我國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政策根本性轉向必要性不大。雖然下半年經濟減速已然是大概率事件，但是考慮到保障性住房投資大幅提高、去年陸續開工的項目今年進入密集施工期以及中央投資必要時候的適度增加（不需要再次出現“4萬億”那樣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今年投資增速更可能呈現出逐步、漸進回落態勢，這直接決定了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如果經濟出現過過快下滑，我們認為，最優政策選擇是中央投資適度加大，而不是重新大開閘門，大量投放信貸。三是國內外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加，客觀需要經濟政策做出“動態優化”，即增加靈活性和針對性。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較年初大幅增加。國際方面，主要表現在美國企業再庫存三季度可能結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續深化、主要國家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國內方面，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整頓、房地產調控持續、人民幣匯改、經濟結構調整等眾多政策負面效應疊加。

　　（二）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1．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經濟出現超預期下調預留必要的支出空間。

　　在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尚不穩固的情況下，保持政府投資特別是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連續性和適度規模，是必要的。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事實上進行總量適度收縮的同時，應當保持總量寬松的原則。雖然各種刺激性政策不宜加碼，但存量收縮也不宜過快，還應當以增量收縮為主。財政支出應當加大在各種社會福利、醫療教育和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投放，不宜保持過多盈余。

　　下半年宏觀政策的松動可能將更多地體現在財政政策方面。首先，從整個刺激性政策退出全局來看，積極財政政策需要首先做出調整，以便為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創造條件，而其自身應充當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以支撐經濟走上可持續增長軌道或者防范經濟出現反復。下半年經濟下行風險的增加，更堅定了財政政策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其次，在當前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資拉動的背景下，財政政策需要增加靈活性。如果經濟出現超預期下調，則需要適度加快中央投資節奏。應以“十二五”規劃為基礎，積極增加新的項目儲備，財政預算預留必要的支出空間，一旦社會投資增速出現大幅度回調勢頭，適度加大政府投資力度。

　　2．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強靈活性和針對性，加強流動性管理，使之真正回歸常態，回歸適度寬松的本意。

　　由于經濟增長面臨的下行壓力明顯增強，貨幣政策應保持相對穩定，不宜加大緊縮力度。貨幣政策重點是：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加大對通脹預期的管理力度，通過數量工具適度收回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及優化銀行信貸規模結構，為刺激經濟恢復而實施的貨幣政策需要回歸正常狀態。與此同時，要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強化金融風險管理。具體來說，貨幣政策操作應突出以下特點：

　　第一，鑒于中國宏觀經濟正處于勞動力結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重大變化的階段，結構調整、深層次改革帶來的價格上漲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度調高通貨膨脹的目標值，而不是簡單照搬過去和發達國家的目標值。

　　第二，貨幣政策必須強調結構性的調控。一要關注下半年經濟下滑的加速，二要關注目前流動性依然充裕帶來的問題，三要關注大量留存于房地產和其他資本市場上的流動性的變異，同時還要關注大量資本流入所帶來的流動性注入問題。

　　第三，信貸政策應更加注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信貸政策應更加注重“有保有壓”，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要嚴格控制向“兩高一低”行業和項目投放貸款，同時對于弱質產業和新興產業，信貸政策的導向作用應進一步強化，鼓勵和支持銀行信貸向農業、中小企業、節能減排項目、高新技術項目、海外投資活動、兼并重組等方面傾斜。

　　第四，為預防經濟過快下滑，更好地體現“動態優化”，下半年貨幣政策可進行局部性的適度松動：一是減小公開市場操作資金凈回籠力度，甚至階段性大幅凈投放；二是適度放松信貸均衡投放的監管力度；三是鑒于經濟下行風險增加而通脹風險降低，更加大力度緊縮的必要性已經大幅下降，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的實施應大幅延后，頻率應大幅降低。

　　第五，適度松動貨幣政策的各項配套措施。可考慮逐步放開民間信貸市場，鼓勵民間融資的合規發展。發展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滿足不同層次企業的資金需求。加速利率機制市場化，提高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加大信貸資金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方面的支持，從源頭上保證信貸資金更多地流向實體經濟，增強金融對經濟的服務功能。

　　第六，面對復雜形勢，更要注意加強金融風險防范。一方面，要通過調整信貸結構，強化合規性管理，對銀行體系的高風險環節實施有效監控，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死灰復燃；另一方面，對于可能出現的大規模資本跨境流動要加強跟蹤和監控，多部門協同合作，打擊以投機套利為目的的跨境熱錢流動。

　　第七，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大外匯市場的波動幅度，更好地發揮市場在匯率決定過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三）落實好已出臺的各項政策，審慎出臺新的調控政策，防止多項政策疊加的負面影響

　　下半年是落實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觀察政策效果的觀察期，或者說，是對已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動態優化”期和“靈活調整”期，而不是政策從緊到松的轉折期。目前宏觀政策仍然需要在多重“兩難”中尋求平衡和進行艱難的抉擇，需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我們的政策不是簡單地退出或回歸，而必須是根據新的情況和問題進行創新和發展，要盡量避免政策頻繁陷入過松—過熱—過緊—過冷—再過松—再過熱的惡性循環。因此，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尚存諸多不確定性的條件下，當前我國經濟刺激政策全面退出的時機還不成熟，改變宏觀政策基調的時期尚沒有到來。下半年應審慎出臺調控政策，充分考慮各種已經出臺政策相互交叉的影響，宏觀調控則需要把握分寸，有保有壓，不宜再出臺更為嚴厲、帶有“緊縮性”傾向的政策，應注意防范各種政策信號的混亂和疊加作用，避免由于政策過早退出而導致經濟出現“二次探底”，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的疊加效應給經濟運行帶來的負面影響擴大化。

　　1．繼續落實“國十條”關于遏制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的政策，加大住房供給，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給。

　　當前，我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勢頭只是初步得到遏制，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還未出現明顯下滑，政府仍需維持前期的調控力度不放松。切忌在房地產價格還沒有調控到位時，政策就過早放松，導致價格再度大幅飆升。應積極采取綜合性手段，從調節需求、增加供給和完善制度等方面同時入手，不斷強化和改進房地產市場調控。

　　第一，以金融手段調節需求、熨平波動。建議對房屋貸款超過總貸款余額三分之一的銀行懲罰性上浮存款準備金一個百分點；在房地產開發環節，限制銀行對房地產開發商拿地和開發貸款的比例，提高其自有資金比例；如果未能如期使房價明顯下降，繼續增加第二套房的首付資金比例，并將利率上浮10%，部分房價上漲過快地區應堅持無限期停止發放第三套房貸，全面降低購房者的杠桿比率；還可考慮以家庭為單位，按人均居住面積作為差別化利率政策的基礎，超過一定面積的大幅上浮利率，反之則下浮利率。

　　第二，以財稅手段抑制投資、打擊投機。一方面，提高房地產流轉稅，增加投機住房的交易成本，減少投機性資本利得。可以設置交易稅、遺產贈予稅、所得稅等；設置不許轉讓的年限，在設定年限范圍內只能轉讓給政府，不能上市；房地產出租的收入也要按照個人所得稅征稅；自住住房在交易時可以享受稅收減免政策。另一方面，開征房地產稅或房產特別消費稅，增加投機住房的持有成本。盡快在房地產保有環節對第三套及以上住房進行試點，并且以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為依據征收。如以人均四十平米或五十平米為限，低于該面積的免征，高于該面積的超額累進征收。房地產稅應主要配置在市縣層級上，使地方政府可以把它作為一種長期、大宗、穩定，并隨履行職能而不斷“水漲船高”增長的支柱性稅源。

　　第三，以土地手段增加供應、滿足保障。要抑制高房價，中期來看，適當的切入點應當是增加供給。只有通過加大土地的供給和商品房的開發，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設面積，才會有效抑制房地產價格進一步上揚。增加供給的調控措施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改善城市住房土地供應模式，提高土地供應效率，提高城市規劃能力，集約利用土地。另一方面，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逐步將保障性住房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從操作層面看，可成立專門從事保障性住房開發的住房保障建設投資公司；實施住房保障目標責任制，將家庭擁有自住房比例，保障性住房建設數量等目標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將土地供應、房產稅收，地方國債等收入按一定比例投入住房保障建設，解決保障性住房的財政來源；采取稅收、信貸、利息等手段鼓勵開發商多開發保障性住房；適當放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郊區周邊五十公里的用地供應，相應地增加郊區教育、醫療、軌道交通等公共服務投入。

　　第四，以改革手段完善制度、解決根本。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不能就房地產而論房地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小修小補，必須將短中期與長期結合起來考慮，通過建立和完善包括土地、財政、稅收、信貸等在內的整套房地產制度，并且，充分注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及壟斷性行業改革等多方面手段的配套和協調銜接，突出制度建設的主線，標本兼治，治本為上，為今后的持續健康發展打好制度基礎。

　　2．規范地方政府債務，放閘地方政府直接發行市政債券融資。

　　當前，國內大量變相和不規范的地方政府債務已成事實，地方政府舉債欠賬的形式多種多樣，而且規模還在不斷膨脹，風險還在不斷積聚，特別是近年來表現特別突出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如何更好地管理地方政府債務，規范投融資行為，強化預算和監督，控制和防范潛在的債務風險，已成為當前乃至“十二五”時期必須嚴肅面對的重大問題。應該考慮允許地方政府規范地直接發債，尤其是市政債券，這已是大勢所趨。這是加快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有效避免債務危機和財政風險、防范和化解經濟風險的客觀需要，是分稅制下財政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有助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有利于緩解當前中央財政面臨的壓力，有助于實現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的創新，拓寬各類投資者的投資渠道。

　　隨著我國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以及分級財政體系的逐步形成，發行市政債券的條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在我國進行地方市政債券的發行與流通試點，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首先，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動機強烈，債券的內在品質較高。其次，直接發行地方政府市政債券的市場條件正逐漸具備。第三，地方市政債券的市場需求巨大，具有潛在的龐大購買群體。

　　可以先由國務院制定并出臺有關法規、政策，使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有法可依。未來在各方面條件成熟時，可考慮修改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一定限度舉債權。在此基礎上，加快建立地方市政債券管理體制和制度，研究制定地方市政債券試點辦法，明確規定市政債券的審批、發債資格、發債規模、使用范圍、發債方式、償還、流通交易、評級及監管等。

　　3．管理通脹預期，緩解通脹壓力。

　　首先需要明確，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是管理通脹預期，而非治理現實的通貨膨脹，因而不需要全面地收縮貨幣政策。管理通脹預期應當正確分析CPI上行的成因，全面評估復雜而又相互交錯的各種影響通脹形勢及通脹預期變化的因素，避免將資源類和農產品的正常價格上漲簡單地稱之為“通貨膨脹”，采取對有針對性的各種措施及工具，確保通脹預期管理的有效性。

　　不刻意追求和推動過快經濟增長，使投資和貨幣供應規模保持適度水平和平穩增長，這樣才能在根本上斬斷推動CPI過猛增長的源頭。此外，應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宏觀經濟金融數據的變化，增強貨幣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合理增長。在政策調控方向、調控目標上與其他宏觀政策要保持高度一致，形成管理通脹預期的宏觀政策合力。應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抑制產能過剩，加快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短板”行業發展，增加商品有效供給，以吸納更多的貨幣量。繼續完善強農惠農政策。一方面要進一步夯實“三農”發展的基礎，提高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能力，增加農產品供給、穩定農產品價格。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以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提高服務業在GDP中占比，形成新的消費增長點，促進貨幣量的有效分流。在出臺具體的改革措施時，應充分考慮企業、居民的承受能力及對物價總水平的影響，控制好資源性產品及公用服務事業價格的改革力度，避免因改革措施出臺過于集中而引發物價總水平急劇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在國內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加息對銀行信貸和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短期高增長的強烈意愿的約束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工具。銀行信貸額度控制以及嚴格的項目管理，對遏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脹惡化更有直接作用。況且，由于當前通脹尚未失控，經濟走向過熱的可能性明顯降低，年內加息的必要性已經大幅下降。在集中出臺了較多的調控措施之后，可考慮進入一段時期的政策觀望期。日常對于通脹預期的管理應以合理調控流動性為重點。

　　4．積極推進匯改，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短期內可通過增加進口減少貿易順差，從而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但是中長期內仍需依靠積極推進匯率改革，核心是要打破升值預期和加強對熱錢管理。一是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空間，逐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二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可以考慮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買賣，增強市場的競爭機制。三是繼續加快“走出去”步伐，進一步便利“走出去”投資和居民購匯用匯。四是加強與主要國家貨幣當局的合作以及經濟金融的區域合作。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重視國際短期投機資本流動問題，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加大對非法外匯資金的查處力度，確保我國經濟金融安全，促進我國經濟金融平穩發展。

　　（四）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未來宏觀調控的核心

　　下半年宏觀調控的核心應當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在這方面需要有實質性突破，爭取取得新的進展。

　　1．調整需求結構應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要把擴大居民消費放在突出位置，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率，提高居民消費率。要采取有效措施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引導消費結構升級，發展公共服務消費，加快城鎮化進程。

　　2．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要以增量調整為主，以發展增量帶動存量調整和優化。就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來說，一是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鼓勵農業向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方向發展；二是推動工業由大變強，盡快解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提升工業產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三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提高GDP占比及從業人員占比。

　　3．加快推進致力于結構調整的自主創新。要重視發揮自主創新所帶來的對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和持久競爭力，加大對自主創新方面的投入，加快實施重大科技專項，推動技術改造，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從而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建立鼓勵發展方式轉變和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建立激勵國有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機制，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和社會環境，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科技資源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4．把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重點和突破口。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了中長期產業的發展方向，其發展應以市場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政府應推動建立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和激勵機制。一是統籌制定國家新興產業戰略規劃，抓緊研究提出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總體思路和相關中長期規劃，明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目標、發展重點、時間表和路線圖，并且盡快分部門制定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和重點產品目錄；二是實施積極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大幅度增加各級財政科技投入，并引導行業部門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體系，制定相應可操作的稅收優惠政策，重點解決行業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三是重視發揮資本市場的支撐作用，建立產業投資基金助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四是加快所有制結構調整，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五是充分發揮重大項目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帶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以重大項目的設備、人才、技術優勢為依托，發展一批中小配套項目，推動產業集群化、模塊化發展。

　　（五）深化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1．大力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統設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配套實施。盡快研究擬定收入分配整體改革方案，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兩個比重，狠抓控制和縮小收入差距過大這一重點問題。加強企業工資分配調控和指導，確定國有企業管理者與職工工資的合理比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中小企業實施減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加大國企向政府分紅的比重，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的能力。

　　2．進一步理順和規范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按照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建立健全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調整和規范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建立起透明穩定的收入分配安排，特別是要加強和規范土地出讓收入管理，并使之穩定和規范化。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結合實際適當擴大政府間收入劃分的覆蓋面，保證各級政府有行使職責的財力。適當調整共享稅分成比例，合理確定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兼顧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需要以及現階段地方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完善中央與地方規范化的轉移支付體系，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3．逐步放松價格管制、積極穩妥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總體思路應以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為目標，以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為導向，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節約和綜合利用為核心，以水、電、油氣、煤和土地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改革為重點，以強化外部效益的內部化為手段，以兼顧公平和社會穩定為保障，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4．繼續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應按“四化”方略推進：一是運營環境商業化，二是市場競爭公平化，三是投資主體多元化，四是政府監管科學化。盡快打破壟斷而不是回歸舊體制，讓利于民而不是與民爭利，放松管制而不是強化干預，盡快開放民間資本，釋放民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