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觀講的是真假、對錯，回答的是“是”和“非”的問題，所追求的是知識、智慧；價值觀判斷的是好壞、善惡、得失問題，所追求的是利益、效能。

　　錢學森對我國火箭、導彈、衛星發射領域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就是將科學研究中的真理觀、價值觀有機結合的一個成功范例。

　　“19世紀下半葉，在理論和應用研究兩方面德國突飛猛進，相繼超過了法國和英國。據科學史家統計，從1851年到1900年的50年間，理論科學和技術科學的重大成果數目，英國占106項，法國占65項，美國占33項，而德國就達到了202項。德國在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領域涌現出了不少的大師。”（吳國盛《科學的歷程（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7頁）

　　“19世紀末期，數學界就數學的發展走向出現了兩種極其對立的學派觀點，最具代表的是當時的科學大家，應用數學發明人克萊因（Geheimrat Felix klem）和純粹數學巨匠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之間的討論。

　　“克萊因強烈主張數學與實際工程要結合起來，并認為，所有偉大的數學家都知道應如何運用數學去解決實際問題，而這種觀點又是希爾伯特和其他數學家所反對的。為了確保自己的這種想法能夠實施，克萊因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設立了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講座職位。在哥廷根大學執教的這段時間內，克萊因的觀點對馮·卡門生產了重要影響，并成為他后來在亞琛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致力于科學與技術相結合的動力源泉。”（F·馬勃〈Frank E.Marble〉《追尋錢學森建所理念的來源》，《科學時報》2005年12月7日A4版）

　　錢學森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后敏銳地感覺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并在該學院的最后幾年密切關注著如何將嚴格的理論與工程實際結合的問題。

　　錢學森進而提出，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科學體系——工程科學（后改稱技術科學）。1947年回國探親期間，他以《工程和工程科學》為題，就工程科學的內涵和特點，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在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作了講演。“如果我們要把自然科學的理論應用到工程技術上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推演工作，而是一個非常困難需要有高度創造性的工作。”“而這個工作內容本身也成為人們知識的一個新部門：技術科學。它是從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互相結合所產生出來的，是為工程技術服務的一門學問。” （錢學森，《論技術科學》，《科學通報》1957年）

　　后來，錢學森創建了技術科學方面兩門新的學科：“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可以將錢學森發表的文獻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礎性的工作，另一部分是應用性的工作。前者是推進一個領域的基礎科學，后者是解決當時所面臨的工程問題。例如《可壓縮流體亞聲速和超氣速混合流中的“極限線”》、《超級空氣動力學，稀薄氣體力學》、《高超聲速流動中的相似率》，這幾篇論文對于航天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另外一些文章，《可壓縮流體亞聲二維流動》、《風洞中收縮錐的設計》、《超級空氣動力學中的風洞試驗問題》，處理的是在工程或制造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及時提出解決方案”。 （《追尋錢學森建所理念的來源》）

　　1956年1月5日，在中國科學院院務會上，錢學森清晰地提出了力學研究所將成立彈性力學、塑性力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化學流體力學、自動控制、運籌學7個研究室。為新中國的力學學科建設以及獨立自主地創造出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系列工程技術，起到了開拓性的作用。

　　錢學森對科學研究中真理觀和價值觀的理解和運用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