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未來，這種局面卻是我們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2008年秋季，信貸市場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停止了正常運作，世界各國的政府紛紛開始將金融體系國有化，并且考慮向其他陷入危機的行業提供救助；而美國的主要的獨立投資銀行不是銷聲匿跡，就是變成了銀行控股企業。與此同時，幣值、油價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一落千丈，西班牙、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房價也持續走低。

　　正當消費者捂緊錢袋、全球經濟放緩之際，企業的高管們也面臨著一個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從未經歷過的更加不確定的商業環境。不確定性所涉及的不僅是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和深度——這些當然也是我們尚不了解的大問題；而且還涉及全球經濟秩序的未來——直到最近，全球的資本和貿易還呈現出一派自由流動的景象，經濟聯系也日益加深，而如今，未來的走向已經變得一片模糊。就在幾個月前，全球經濟體系似乎還只是面臨一些外部因素的困擾，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和戰爭等等。但現在，我們每天都會聽到一些讓我們惴惴不安的新聞，這個體系本身能夠熬過這一劫嗎？

　　克服令所有企業難有作為的難題，著手打造未來，是企業領導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可以從觀察了解企業所處的行業和周圍的經濟環境入手，并對所掌握的信息進行評估，掌握了這些情況才有可能提出所需的戰略變革建議。但即便如此，不確定性仍然大量存在，而政府未來要采取何種措施，以及全球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之間如何相互作用，更是令人難以捉摸。所有這些因素將共同決定我們所要面對的究竟只是幾個季度的不景氣，還是嚴重的全球性衰退，抑或是介于這兩種極端之間的某種情況。

　　如此嚴重的不確定性，會讓一些領導者在茫茫迷霧中喪失方向。為了避免莽撞、缺乏協調及其最終所導致的反應低效，企業必須對紛繁多樣的宏觀經濟結果和反應策略進行評估，然后，做出反應，使自身變得更加靈活、敏銳和富有活力。

　　通過加強這些組織要素，企業不僅可以生存下來，還能夠抓住難得的機會，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崛起。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衰退期，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分別利用了石油精煉和鋼鐵冶煉方面的新技術，向競爭對手的弱點發起沖擊，登上了新興的石油和鋼鐵行業霸主的寶座。一個世紀后，同樣是在經濟困難時期，沃倫•巴菲特令一家名叫 Berkshire Hathaway 的紡織品公司起死回生，并將它轉型為有眾多投資的基金源。

　　我們所了解的信息

　　目前，推動全球經濟的金融動力頗有些運轉不靈。要扭轉這種局面，并不像打開電器開關那樣簡單，因為各國的中央銀行已經為此嘗試過各種方法，包括提高市場流動性、提供債務擔保和向銀行注資等等。我們必須對體系本身進行大修，這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

　　我們所說的“體系”是指全球資本市場。自從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協定崩潰以來，這個市場的發展已超過了35年。全球資本市場并非出自人為的設計，但它通過支持國際資本和貿易的自由流動來推動全球化和促進增長，一直以來都在為人類的福祉做著貢獻。2008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破壞了這個有用的體系。由于貪婪、大意和無知，全球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們濫用了這套體系，直至損壞了其中的一些基本機制。

　　由此造成的影響可謂深遠。最明顯的一點是，陷入停滯的全球資本市場正在使美國國內的信貸危機愈演愈烈。這場危機已經蔓延到全球，歐洲受到的打擊尤為沉重。最近，銀行一直在千方百計地吸收存款，用來替補其他資金來源，如直接發行的商業票據、中期票據、資產抵押票據等。為了給現有的貸款融資，尋找存款是必需的。借貸者也需要更大量的資金，因為，除了實力最雄厚的借貸者外，其他的也都與銀行一樣無法利用證券市場融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一直在積極地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為此推出了各種旨在大幅度提高流動性的計劃，如收購抵押貸款證券和其他資產抵押證券。但是，在減輕信貸緊縮的影響方面，這些努力的成效如何還有待觀察。

　　全球資本市場危機使跨境投資和貿易出現了逆向流動，從而使得這場信貸緊縮更趨惡化。一美元的資本必須為每一美元的貿易提供融資服務，全球資本市場正是這樣促進了商品和服務的國際交流。全球資本市場為知識產權、人才、品牌和網絡的跨境投資提供了便利，這幫助不同經濟體和企業的增長和盈利，它也使進行此類投資的企業都收獲了利潤。簡而言之，只有擁有繁榮的全球資本市場，才能夠順利實現全球一體化和增長。不過，全球資本市場已經承受了沉重打擊，即使各國領導人做出了必要的長期調整，但影響將會持續多年。

　　轉變中的政府角色

　　自2008年9月以來，各國政府極大地擴展了自己在金融市場上的職能范圍。決策者們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去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避免經濟陷入衰退的深淵，并為一些企業提供救援支持，因為這些企業一旦破產，風險會波及整個體系。我們預計，為了負擔這些舉措并重新加強對金融體系和許多其他行業的監管，政府將提高稅率。簡而言之，政府將以巨大的力度干預金融業，其干預力度在不久之前還是難以想像的。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在有關政策辯論中，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能會更明顯地凸顯出來。我們不僅會看到舊式民粹主義對企業、管理層高薪和裁員噴出的怒火，而且也會目睹威權式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原本就已久拖不決的貿易談判將面臨進一步的阻力。雖然加強全球協作已經成為當務之急，但各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將使實現這一愿望變得困難重重。盡管這一切會制約某些商業活動，但同時也將為依賴于公共和私營部門協作的新的大膽舉動提供契機。

　　去杠桿化

　　在過去幾年中，人們以極低的成本就能獲得信貸，然而，這種好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都不會再有。對許多家庭而言，這意味著減少消費和推遲退休；對金融機構——越來越多的銀行控股企業——而言，這意味著更高的資本要求、更小的運營和創新空間以及更低的盈利能力；對于政府，用于醫療、教育、養老金、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和安全的資源將更加捉襟見肘；至于企業，資本將扮演與以往不同的角色。從更大的范圍來看，由于許多公司最近幾年的高回報和高速增長建立在低成本信貸的基礎上，因此，去杠桿化就意味著，它們必須大幅調低對于獲利能力、經濟增長和股東回報的基準期望值。

　　新的商業模式和行業重組

　　涉足資本市場的企業將遭遇對風險容忍度較低的出資方，面臨對沖能力下降和不穩定性增大的困境。受到最沉重打擊的，是那些以高杠桿率、消費信貸、大量客戶融資業務或大量周轉資金為前提的商業模式。如果企業生產周期過長或不靈活，或者需要超長期投資，它們會發現管理自己的資金顯得格外困難。有些企業將難以幸存，行業將進行重組。企業的領導者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美國總統大選揭曉后的第二天，《麥肯錫季刊》對企業高管進行了一次調查，其中54%的受訪者預計，自己所在的行業將出現整合。

　　這些就是我們了解的全部事實。這一切要求我們在思考下列問題時要有一種全新的思路：政府作為利益相關方的角色作用、在利用杠桿的難度加大時精英人才所創造的價值、保存資本的方法、以及安全健康的風險戰略，等等。

　　我們不了解的信息

　　不過，還有很多問題是我們目前不知道，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也無法弄清楚的：各國政府是否能緊密合作以制定有效的監管、貿易、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對于全球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運行將有什么影響；在政府經濟職能、金融杠桿和商業模式等方面，健全或薄弱的全球資本市場會對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有何影響；以及所有這一切對于全球化和經濟增長的意義。

　　雖然這些問題很難在短期甚至中期找到答案，但我們在近期將要做出的決策卻至關重要，它們將影響企業目前對自身的管理成效以及更長時間內的競爭力。企業只有如實地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景加以評估，考慮各種情景的潛在影響，并進行相應的準備，才能透過種種復雜性、混亂性和不確定性，做出深思熟慮的選擇，在全球經濟的寒冬里生存下去。

　　具體而言，企業必須廣泛地考慮各種可能性。即使在較為正常的時期，大多數企業在考慮結果時視野還是太窄。在編制預算和規劃業務時，采用的假設往往只是對基準預測稍作修改，而這些預測本身的假設通常模糊不清。許多這樣的預算和計劃很快就會被各種事件淹沒。在經濟景氣時期，這影響不大，因為企業都在不斷地適應環境，而預算通常基于一些較為保守的假設，所以，管理者們可以取得超出預定數字的成績。

　　但現在是特殊時期：鑒于全球信貸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可能出現的結果涉及的范圍要大得多，因此很多企業可能無法生存下去。我們可以將這些紛繁多樣的結果分為四種情景（如圖表）。

　　為了透徹地研究這些情況，請參考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一項研究的部分成果（附文《信貸緊縮與實體經濟》）。這項研究的重點是此次金融風暴的中心——美國。結果顯示，如果資本市場迅速反彈，未來兩年的 GDP 增長率與原先的增長趨勢相比將僅僅下降2.9個百分點。如果像中間的兩種情景設想的那樣，金融市場的復蘇需要較長時間，則美國的 GDP 增長率較同期原有趨勢將下降4.7~6.7個百分點。最后一種情景是“長期停頓”，例如，“失落的10年”使日本的 GDP 增長率較原有趨勢降低了18個百分點。

　　為全球重新注入活力

　　在最樂觀的情景中，政府的行動重新喚醒了全球信貸體系：大量一攬子刺激措施和積極的貨幣政策使全球衰退不至于成為漫漫長夜或造成非常深重的影響。全球化始終保持在原有的軌道上：隨著信心的迅速回升，貿易和資本恢復了快速流動，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也將繼續向一體化邁進。

　　雖受重創但仍具有復蘇能力

　　在第二種情景中，政府在全球信貸和資本市場中取得的進展被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所抵銷，這種成果被負面影響抵銷的局面將持續長達18 個月，甚至更久，這進一步擴大了信貸損失，使跨境交易方彼此間的不信任感日益加重。不過，雖然這次經濟衰退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是過去70年中從未有過的，但政府采取的行動還是收到了成效，全球資本和信貸市場也在逐步復蘇。雖然多少有點搖擺不定，但全球的信心的確在回升，貿易和資本流動也在逐步恢復生機。全球化慢慢回到了正軌。

　　全球化受阻

　　在第三種情景中，全球經濟陷入了嚴重衰退，但各國受到影響的程度有很大差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美國都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彈性。但是，由于交易的各方中持續存在的恐慌心理，全球資本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有所降低，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也隨之停滯不前。貿易流動和資本流動首先出現下滑，然后進入停滯期。監管機制維系著整個體系的完整性，但許多國家的政府對借貸和風險進行了過于嚴格的監管，因此，世界的銀行體系變得“過分安全”。信貸成本高居不下且人們很難獲得貸款。隨著各國的態度越來越傾向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增長相對緩慢。

　　長期停頓

　　在最后一種情景中，由于監管、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收效甚微，致使全球經濟衰退持續長達5年以上，與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遭遇類似。每個國家的經濟都在原地踏步；過度監管和恐慌心理造成了全球信貸和資本市場的長期關閉。全球化進程出現逆轉，貿易和資本流動多年呈現下降趨勢，各國的心態日益向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靠攏。

　　在不確定性中引領前行

　　我們有意采用生動的風格來描述這些情景；很多排列組合都可能發生。當然，針對任何公司和行業的情景應該根據具體的環境和情況來進行調整。我們希望說明的是，讓戰略專家考慮全球化趨勢的逆轉等以前無法想象的結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雖然4種情景中的3種可能并沒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如果任何企業在制定戰略時沒有將它們都考慮在內，就會陷入盲動狀態。

　　因此，面對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令人難以捉摸的業務環境，高管們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運營方法。他們需要更高的靈活性來制定多種可供選擇的戰略和戰術方案，以便視條件變化，以保守或積極的方式加以運用。他們需要更敏銳地了解他們自身和競爭對手的定位，而且他們必須使自己的企業更富彈性。

　　2008年秋季，當信貸市場的大門關閉時，大多數企業立即做出了反應：削減不必要的支出、放慢投資速度、積極管理現金流、裁減員工、擴大融資來源，并且通過降低股息、籌措股本等措施來獲得資金。盡管企業的態度十分謹慎，但這些行動可能無法實現分析師預期的短期收益，至少對于大多數企業是如此。實際上，現在它們應該拋棄幻想，不再對能可靠地實現預期收益抱以過高的期望。企業如今的目標不再是取得滿意的季度業績，而是要確保自身能夠長期生存并健康運轉。

　　更加靈活

　　現在，企業必須采取一種更為靈活的規劃方法：每家企業應當針對多種發展方向制定多套統一的戰略行動方案，而不是只拿出一套方案。每套方案都應當調動企業內所有職能部門、業務單元和各地的分公司的積極性，并說明如何充分利用特定的經濟環境。

　　企業高管不能將這些方案看成是某種學術實踐活動，而必須做好準備，以便在未來前景明朗時，迅速實施其中的某一套方案。實際上，如今的商業環境中存在著范圍廣泛的可能結果，這要求企業高管在制定戰略、承擔風險和分配資源時采取一種“及時”的方法。例如，一家擁有10~20名高級管理人員的公司，可以每周甚至每天召開全體負責人會議，以便交流信息和迅速做出運營決策。

　　更高的靈活性還意味著能夠制定出盡可能多的可選方案，供發生某些轉折性事件或未來更趨明朗化時采用。通常，可選方案將由一些積極的行動組成。比如，什么樣的收購更具有吸引力，應當遵守哪些條款，需要多少資金和怎樣的管理能力才能完成收購？哪些新產品能夠最有效地適應不同情景的需求？如果一家或更多的主要競爭者運轉不靈，企業將如何應對？企業可以在哪些市場中擴大份額？

　　當企業為這些機會做準備時，它們應當制定多套可選方案，以便在不同的困難環境中都能夠保持良好的運營狀態。例如，如果資本市場的崩潰使得全球融資來源變得風險過大，某些企業通過快速重組自身供應鏈等措施將能夠處于更加有利的運營狀態。如果全球經濟的變化可能使某些類型的業務單元過時，那么，必須在所有企業都意識到這一點之前，搶先做好準備工作，售出相關資產。

　　一場危機往往會催生企業以前通常不會考慮的可選方案，例如，如何在盡量不影響長期競爭力的同時削減結構成本。除非高管提早對可選方案做出評估，否則，他們只能事后才發現自己是在缺乏信息和準備的情況下艱難前行，結果不是決策漏洞百出，就是反應過慢，甚至會將可選方案完全拋在腦后，自行其是。

　　更加敏銳

　　信貸問題打碎了原有的商業模式，但同時也建立了新的商業模式，而市場的波動性則令估值工作難以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迫切需要了解其收入、成本、利潤、現金流、風險和資產負債表在不同情景中都會有什么樣的表現。在掌握這些信息之后，企業的高管在期望出現最好情況的同時，也能做好最壞的打算。例如，如果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超過5年，企業是否能夠生存？企業是否已經對主要客戶的破產有所準備？企業是否能夠迅速將資本開支縮減一半？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做好準備，并盡早發現目前正在按哪一種情景發展。這些知識在危機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為，準備的時機稍縱即逝，企業只有搶在可能性相當大的結果變得盡人皆知之前做出反應，才能贏得主動。

　　更完整的商業情報也能加快決策并使其更有成效。通過研究關于競爭對手活動的新聞報道、庫存分析報告，以及在與客戶和供應商交流時收集的專有信息，企業往往可以深入地了解競爭對手可能采取的行動。這類情報在任何時候都很重要。當危機來臨之時，它們可以幫助企業避免錯失低價收購資產的良機，果斷出擊，將這些被低估的資產收入囊中。

　　為了獲得這類商業情報，企業需要一個網絡，這項工作通常由得到最高層有力支持的人員領導。該高管的職權應當包括設立跨業務和地區的信息“耳目”，進行信息的收集和交流，一些熱點領域（例如競爭對手對于危機的反應）更是重中之重。這樣的網絡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企業內的信息不僅在上下級間進行縱向流動，而且也在同級之間橫向流動，就能夠發揮最大的效能。例如，網絡中的銷售人員應當就經濟低迷地區的有效銷售技巧展開交流，實現員工互助。

　　將點點滴滴的信息、事實和傳聞匯集起來，有助于企業了解行業動態。例如，某家供應商說自己在資金方面并無困難，但來自其他來源的第一手資料卻顯示，該企業正在為支付員工工資大傷腦筋。通過這類警告，高管們可以比坐在辦公室里等直接下屬匯報更快地了解到完整的情況。

　　更富有彈性

　　危機為生產效率和效能受限于固有結構和行為的眾多企業提供了打破桎棝的良機。這類行動并不是針對危機而做出的短期反應，往往要花一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見效，但它們在任何情景下都是十分寶貴的；如果困難時期持續時間很長，這些行動將能夠幫助企業生存下去。雖然員工可能不喜歡這樣的方法，但大多數員工還是能夠理解管理層為什么要竭力提高企業的效能。

　　例如，如果要打破被花樣翻新的特殊重疊所掩飾的垂直組織結構——這種結構妨礙著大大小小各種規模的企業，眼下可能正當其時。在垂直組織結構中，往往有幾位相互競爭的主管共同指導同一批專業人員，令后者不堪重負。內部沖突和含糊不清的決策是普遍現象。產品、銷售和地區管理人員之間的明爭暗斗扼殺了許多本來很有希望的項目。信息搜集效率低下，大量的時間浪費在毫無意義的電子郵件、電話和會議之中。

　　經驗顯示，通過簡化組織結構來定義人員角色以及這些角色相互間的協作方式，可以極大地改善企業的工作成效和決策。如果必須取消一些職位，應當盡量裁掉生產效率不高卻又相當復雜的工作，而不是將有價值的工作作為精簡對象。正如 Matthew Guthridge、John R. McPherson 和 William J. Wolf 在“《人才升級》一文中所介紹的那樣，思科公司用這種方法在2001年裁減了8,500個職位。如果企業通過重新設計角色和職責來改善各職能的運營和減少重復工作，就能為有才華的員工提供一個更富有協作氛圍的工作場所，提高他們的滿意度。

　　事實上，許多職能部門都提供了巨大的機會：提高效能、降低固定成本、釋放資金，減少風險。在這個時候，可以重新定義 IT 的用途，重新安排輕重緩急，以增強 IT 的影響，降低 IT 成本。其他企業可以籍此時機，控制庫存、重新審查包括應付款和應收賬款在內的現金流管理；或者改變營銷工具和銷售模式的組合，以應對傳統媒體日益升高的成本和利用新興媒體所顯示的越來越高的效能1。

　　在未來兩年中，客戶偏好會發生變化，許多競爭對手將遭遇困難，收購低估值資產的良機將會浮現，而政府的職能也將從控制危機轉向刺激經濟增長。在未來一到兩年當中，一些企業可能會落伍，另一些則可能成為領導者，新的行業發展規律也許會由此產生。如果高管能夠保持冷靜，審慎地評估自己的選擇，培育企業的靈活性、敏銳性和彈性，從容應對周圍環境的任何變化，未來必將屬于他們的企業。

　　作者簡介：

　　Lowell Bryan是麥肯錫紐約分公司資深董事，Diana Farrell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資深董事。

　　作者謹向為本文及其基礎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的David Atkins、Kevin Buehler、Jared Chung、Ezra Greenberg、Jeff Gu、Bill Hoffman、Susan Lund、Christopher Mazingo、Kazuhiro Ninomiya、Hamid Samandari 和 Elizabeth Stephenson致謝。

　　注釋：

　　1有關在此環境中如何管理技術、運營和營銷，請參見 David Court所寫的“經濟低迷為營銷商制定的新規則”，《麥肯錫季刊》中文網，2008年12月；James Kaplan 和 Johnson Sikes 所寫的“管理 IT 開支”，《麥肯錫季刊》中文網，2008年12月；以及 Alexander Niemeyer 和 Bruce Simpson 所寫的“從運營中釋放現金”，《麥肯錫季刊》中文網，2008年12月。

　　推薦本文 (31)

　　本文譯自： “Leading through uncertainty”

　　附文：《信貸緊縮與實體經濟》

　　從2007 年中到2008 年中，出現了一種不尋常的現象：美國家庭和企業的新增凈借貸額大幅度下降了65%（1.4萬億美元）。這種下降逆轉了最近幾年的趨勢。在過去8年中，借貸額每年都以2.4%的速度增長，比1970年至2000年期間0.9%的增長速度快得多。

　　信貸增長總是與更高的GDP增長速度息息相關：消費者的借貸促進了房屋、汽車、家用電器等產品的銷售；而企業則發行債券來為新的工廠和建設項目融資。因此，去杠桿化將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為了理解這一影響，我們從家庭和企業獲得信貸的5種渠道入手，分別評估未來兩年內每種渠道提供的后續借貸可能呈現的下降量，然后建立模型，以計算出美國 GDP 增長率因此而下降的幅度。

　　1. 銀行貸款：美國的銀行仍然在對信貸損失進行銷賬，有許多類型的貸款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違約。麥肯錫的分析顯示，美國貸款所造成的信貸損失總額可能達到了1.4萬億~2.2萬億美元，正在不斷侵蝕銀行的股本1。雖然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已經向銀行注入了更多的新資本，但信貸緊縮仍將繼續一段時間。在考慮了賬目資本機構調整、銀行杠桿率降低以及稅務因素之后，我們根據趨勢計算出未來兩年銀行向美國家庭和企業的貸款額可能下降1.9萬億~3.5萬美元2。

　　2. 非銀行中介機構貸款：企業還從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政府貸款。這一規模達1.7萬億美元的信貸來源已近枯竭。我們認為，在自身的投資組合遭受慘痛損失后，這些中介機構將進行重組，而財源枯竭的趨勢仍將在未來兩年中繼續。

　　3. 由政府保薦型企業，例如，房利美(Fannie Mae) 和房地美(Freddie Mac) 所擔保和擁有的債券：在發放給美國家庭的貸款中，這些巨型實體所占份額接近40%（2008年第2季度為5.1萬億美元）。在這場危機中，這是唯一一個增加貸款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它緩解了私營行業信貸量減少的影響。我們認為，這種反周期性貸款活動仍將繼續，從而部分抵消其他渠道的信貸量減少的影響。

　　4. 企業債券和商業票據市場：以債券或商業票據形式在債務資本市場上籌得資金，是企業融資的一個主要來源，僅次于銀行貸款。雖然投資級非金融企業票據的發行量只出現了輕微下滑，但高收益債券的發行量下降速度卻快得多。根據我們的模型，未來幾個季度的債券發行量將繼續下降，由兩種不同經濟衰退情景得出的發行量反彈時間分別是2009年和2010年。

　　5. 證券市場：在危機時期，以房貸、消費者債務和商業貸款作抵押從私人貸款提供者手中籌措資金的數量已經大幅度下降。我們認為，在去杠桿化力度最強的情景中，只有普通形式的證券化才會出現反彈，而某些較為少見的結構化產品則不然。

　　將這5種渠道的信貸減少量相加，我們估算出美國家庭和企業的貸款額將在未來兩年中進一步縮減1.6萬億~3.7萬億美元，具體取決于信貸損失規模和資本市場恢復速度。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因此而大大放緩（見圖表）。

　　信貸額減少1.6萬億，意味著在未來兩年中，美國實際的 GDP 增長率將比原先的增長趨勢低2.9%，這低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之后出現的 GDP 增長率下滑幅度。而如果信貸額減少2.6萬億，信貸損失將從抵押房貸蔓延到信用卡、汽車貸款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費者負債，信貸市場的緊縮狀態將延續到2009年第3季度。截至2010年中期，GDP 較原先趨勢的最終累積下降幅度將達4.7個百分點。這將是美國自1981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比芬蘭、瑞典和英國等其他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后果更糟糕。最終，隨著企業利潤和房產價格的持續下降，銀行和緊縮的信貸市場將蒙受更為慘痛的損失，2010年中預計3.7萬億美元的信貸削減額就反映了這一點。到2010年中，GDP較趨勢的累積下降幅度將為6.7個百分點。

　　這些情景中的每一種情況都建立在多種假設的基礎上，為我們提供了抱有希望或為之憂慮的理由。例如，如果政府采取的積極應對政策能夠奏效，實際的 GDP 損失有望降低。相反，另外一些情況會使結果更為惡化，例如：如果國民的家庭財富意外出現大面積縮水，導致消費者開支一落千丈；如果美國企業的信心受到侵蝕的速度和程度比前幾次衰退更甚；如果銀行和其他借款企業在很長時間內依然無法利用證券市場融資；如果全球資本市場難以恢復正常；或者經濟不景氣引起保護主義回潮，導致全球化進程陷入歧途。

　　在諸多可能性中，最壞的情況只會發生在決策者和企業領導者犯下嚴重錯誤的時候，這樣的錯誤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GDP 增長率陡降18個百分點）和大蕭條（其間GDP較原有趨勢累積損失近40個百分點）。如今，政府和企業領導者的頭號任務就是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

　　Diana Farrell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資深董事，Susan Lund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咨詢顧問。

　　注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的研究顯示，美國貸款損失有1/3由美國的銀行承擔，其余2/3的損失承擔者是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外國銀行，以及美國國內外的養老基金、對沖基金和其他投資者。

　　2截至2008年第2季度，銀行向家庭和企業發放的信貸額為10.8萬億美元。我們假設，趨勢增長率與 GDP 增長率一致，實際 GDP 增長率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