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3年在美國舊金山創刊以來，《連線》(Wired)雜志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遠遠超越其他刊物內涵的文化標志，就像1960年代的《滾石》雜志一樣，《連線》堪稱這個科技革命時代最具符號意義和代言人氣質的出版物，甚至它本身就是新技術革命難以分割的一部分。盡管在1998年5月，兩次嘗試上市失敗后的《連線》被賣給了出版集團Condé Nast，從此完成了“一個搖旗吶喊的時代吹鼓手向一家普通時尚雜志的轉變”，但在《長尾理論》和《免費》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接任主編以來，它還是會時不時地重新找回那種時代先知“范兒”，發出一些驚人論調。

　　2009年6月號《連線》的封面故事《新新經濟》(The New New Economy)就是一次例證，這次的封面作者團隊集結了凱文.凱利、斯蒂芬.列維等好幾位創始人級別的資深記者，論述的問題也網羅了近期幾乎全部重大的商業現象，稱得上是《連線》對近幾年科技與商業社會變革一次氣勢磅礴的“文獻綜述”。

　　《連線》所試圖描繪的“新新經濟”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巨型跨國企業的瓦解、平臺型創新企業的興起以及公民社會中的“新社會主義”趨勢。這三種特征一起催生了“新新經濟”——小型化、分權化、組織松散以及集體經濟式的社會分享機制。

　　查爾斯.曼在描述第一種特征的《超越底特律》一文中指出，那種屬于資源高度集中的巨型跨國企業的經濟模式已經漸趨沒落，底特律三大汽車巨頭的困境證明了這一點。三大汽車巨頭唯一的活路，就是像眾多致力于汽車技術的新興企業那樣創新；斯蒂芬.利維在描述第二種特征的《谷歌經濟學的秘密》一文中詳細敘述了這家搜索公司不斷創新廣告叫價系統的故事。當危機席卷而來之時，機會本理應屬于那些更小、更靈活的微型企業，谷歌算是個例外，它雖然夠大，但仍是一家能做許多“有趣事情”的公司。

　　這兩篇文章講述的其實是同一個商業邏輯的兩面：在需求日益多樣化的市場中，規模越大的公司就越容易僵化，這種“規模不經濟”效應讓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失敗，大而全的公司于是被“去中心化并外向化”到工業系統之中，供應商和工作者們根據客戶需求臨時組成虛擬的快公司，每一種產品需求都可能催生一家公司，互聯網式的供應鏈讓最小型的公司也能夠跟行業巨頭一起爭奪全球訂單。

　　如果說前兩篇文章都是《連線》一貫關注商業趨勢的再一次集中表述，甚至有些老調重彈，那么更有新意也更容易引起爭議的，還是凱文.凱利那篇描述“新新經濟”第三種特征的《新社會主義》。

　　僅僅是“新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就足以讓人們爭論不休了。凱文.凱利首先厘清了，新社會主義并非傳統思想中那種基于國家政治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政治名詞依賴于國家，而“新社會主義”則是植根于全球化經濟和計算機網絡中的新概念，它沒有計劃和體制的約束，以協同工作為標志，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是“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的極致。

　　作者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完全是站在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特網把人們彼此連接在一起”，因此“它正在悄悄地演進為一種改進版本的社會主義”，設計它的目的是強化個體的自主性，并反對集權。它是個權力極端分散的體系，但當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們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工作，無償捐獻自己的勞動力并享受免費帶來的成果時，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并無不妥。

　　“新新經濟”還有多遠？

　　徐天辰 彭韌   21世紀網  2009-8-17 16:06:21

　　媒體理論家克雷.舍基在他的新書《大家一起來》(Here Comes Everybody)中提出了這種社會分工的四個階段：分享、合作、協作，最后是集體主義。每一步較上一步來說，都具有更多的協同工作成分。早期的互聯網理論家也曾指出，禮品經濟將在互聯網時代取代商品經濟，否則無法回答下降的問題。

　　對于這種基于科技層面的社會主義，《網絡財富》的作者本克勒稱，“我認為社會生產和對等生產是基于國家和基于市場的所有制體系之外的第三種方式”，他還提到此類生產活動可以“提高創造力、生產力和自由”。這種新機制既非中央集權計劃的經典共產主義，也非一團亂麻的自由市場，而是新興的分散化公眾協同工作平臺，它能夠以單純的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都無法實現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并創造新事物。

　　那么，我們距離這個非資本主義、開源的、產消合一的、對等生產的新社會還有多遠呢？凱文.凱利的答案是：比我們想象中更近。比如意大利北部及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工業合作社組織就具有這種去中心化和社會化的生產組織方式特征。那里的雇員擁有企業，工人們挑選經理人，限制利潤的分配并獨立于國家控制之外。不過，這種組織與“新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于，許多人都是免費工作的。想象一下，如果通用公司的雇員都不領工資，卻繼續生產汽車，這家公司還會破產嗎？

　　“新新經濟”時代真的已經到來了嗎？盡管《連線》言之鑿鑿，羅列的證據也堪稱充分翔實，但恐怕很少有人會真正認同他們的預言。正如有評論云，“對于一本旗幟性雜志而言，內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氣質和煽動力才是關鍵”。

　　盡管《連線》對于“新新經濟”的定義和描繪并不嚴密，甚至存在著一些無法自圓其說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連線》所提出的大量商業現象已經足夠支撐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很多時候，預言家的意義并不在于他們對未來的描述有多準確，而在于總能堅持自己的獨特立場，發表一些看似離經叛道，但卻不乏啟示的觀點。他們最大的價值恰恰來自他們的偏頗之處。

　　附件：“新新經濟”資料

　　“新新經濟”領跑國際周

　　子兮

    當以信息技術、網絡經濟為先鋒的新經濟浪潮席卷而來，人們在虛擬世界里陶醉、在納斯達克飛舞的指數前癡狂之時，以“生物－材料技術”為主導的“新新經濟”忽然又站在了我們面前。這讓我們又一次感受到科技進步的強烈震撼。

    “新新經濟”是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的提法。

    他認為，以基因技術為旗幟的生物技術，由于納米技術的進展為之提供了大規模降低成本的可能性，這將真正有機會把呼之多年而不出的“生物－材料”時代變成現實，經濟“垂直型增長”的前景清晰可見。汪丁丁還預言，納斯達克指數將由于這一推動到達７５００點。

　　    雖然遠在美國的汪丁丁沒能親赴北京國際周，但他對經濟時代最前沿的定義卻在國際周的展臺和論壇上獲得反復求證——中國第一只轉基因山羊“連連”在展會上受到貴賓般的禮遇，它的體內轉有人的基因，產下的奶水簡直就是一個治病的偏方；有關納米技術的展示成了展會上的熱點，某個廠家大談納米襯衫由于具備生物特性，從而擁有自潔功能；歐洲工科學院院士丹尼斯•諾貝爾在論壇上用計算機演示如何用十億分之一米的納米技術組裝生物細胞、器官，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完美結合，完成了人們對生命延續的永恒追求……

　　    “新經濟”中的“摩爾法則”預言，微處理器的處理能力每１８個月到２４個月將增加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而在 “新新經濟”發展階段，知識激增所需要的時間肯定不會是“工業技術時代”的幾十年，也不會是“網絡技術時代”的６個月，而將是“生物技術時代”的幾天。曾經在中南海里宣講納米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白春禮，站在國際周的講壇上提醒人們：當每一次知識躍進引發經濟躍進的臨界點到來時，我們必須瞪大眼睛。

    還好，凡是前來國際周上聽演講、看展覽的人們，都對“新新經濟”瞪大了眼睛。

　　《北京晨報》 2001年5月12日

　　新新經濟的來臨

    克里斯•安德森/文 就在因特網正在成型的1980年代末期，一個名為Tom Malone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它究竟會如何改變整個工業的結構。在一系列的論文中，他預言說：20世紀那些組織管理嚴密的舉行公司們，將會很快就將“權力下放、并且具象”轉化成為多個工業生態系統。

　　“想象一下，AT&T分割開來，不是2或者3個不同的公司，而是200或者300個。”在1998年7月進行的一次采訪中，Malone告訴《連線》雜志。“這種出于自愿，革命性的解體，對于一些巨型的組織來說，是一種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選擇。”

　　理由很簡單：巨型的垂直式的綜合性大企業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為要將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所命名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它存在于團體之間、整個供應鏈的上下游之間——最小化。現在，分散式的信息網絡能夠在單一公司的壁壘之外起到相同的功能。網絡將全球化推向了極端寬闊的程度。工程們將會向全世界各地的最佳競爭者開放，這創造出了實質上的供應者和工人們之間速變的堅固同盟。他們能夠為了一個產品聚集到一起，然后又為另一個產品重組。“小塊，松散組合”，就是這其中的至理箴言。

　　但是，在真正的全球巨型產業的現實當中，相反的一幕似乎正在出現。公司們不斷的變得越來越大。在華爾街上，高盛每年賺進將近900億美元，在不到十年的時間當中，它的年收入就翻了三倍。在制藥產業里面，因為數百件的合并與收購，使聯盟變得更加穩固。在《財富》10強中——今天包括了沃爾瑪和通用電氣——自從1990年以來，規模已經增大了三倍。還有AT&T，遠遠談不上分散成300000個不同的企業，相反，它變成了一個比之前更大的企業。不僅如此，再一次——至少是對于那些iphone的用戶們來說——它又變成了一個壟斷者。

　　而接下來，從去年9月份開始，形勢開始大逆轉。那些舉行的金融公司們，其實是以一種前所未有（希望再也別有了）的杠桿比率沖漲而來的。因為坐上火箭般的油價猛漲和萎縮的消費者需求，巨型汽車公司們遭受了直接的打擊。制藥巨頭們變成了重磅炸彈。沃爾瑪不斷的關閉商店，與此同時，GE則努力的賣出分支部門。（好吧，AT&T依然在壟斷iphone，但是咱等著瞧吧！）

　　所以現在，站在巨人們的墳場之中，值得問一問：Malone說對了么？他所預言的哺乳動物時代，是不是直接就被公司恐龍們的最后一次進軍給推遲了？

　　這次危機不僅僅是一個循環的波谷，而且還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們將變得不僅僅是更聰明，而且是與以往不同。

　　在過去的9個月時間里我們所發現的是不斷增多的規模不經濟。大型公司們已經越來越難以單純倚靠現金流進行經營，所以他們需要更多的借貸。大型公司們必須進行更大的產品賭注，但是在一個日益分殊的市場當中，它們對于分銷和競爭的掌控卻是越來越小。那種“一錘子買賣”式的暴利產品開發變得越來越危險，收益也是越來越低。而且，隨著華爾街公司們變得越來越有經驗，大型公司巨頭們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規范，限制了它們的靈活性。金融業的明星們變成了小型公司，這是它們現今唯一有興趣去做的事情。

　　就像風投資本家Paul Graham所描述的那樣，“看起來，‘又大又規范的組織贏得勝利’的規則，需要一個限制性的附加條件：‘是在那些形勢改變緩慢的游戲中。’直到改變的速度達到一個臨界點之前，沒有人知道這一切。”

　　結果就是，接下來的新經濟——唯一從這場崩潰的灰燼中升起的東西——將會鐘情于“小規模”。

　　以底特律為例。在“超越底特律”一文中，Charles C. Mann這樣寫道：唯一讓三大生存下來的方式，就是啟用這樣的一個創新過程，讓無數的嘗試開始進行汽車技術的創新。

　　或者以Google為例。就像Steven Levy在“Google經濟的秘密”中所探討的那樣，這個公司采用了一種顛覆性的廣告銷售方式，不再是由公司們之間的握手，而是硬邦邦的事實數字。

　　或者甚至是整個社會。一個世紀之前，大眾的集體性行動，唯一可能對此進行組織的只有國家。現在，我們則擁有網絡。Kevin Kelly復蘇了社會主義——沒有國家參與在內——“新社會主義”。

　　所有這些通常的理由，解釋了為什么小公司們擁有優勢。之前是對于風險的靈活性，現在則增加了新的內容：“云計算”的興起，意味著初創的公司們不必一定要去購買它們自己的IT設備。源于此，幫助了它們緩解了籌錢的負擔也不必再去負債經營了。同樣的，在很多產業領域里供應鏈的網絡化——從電子學層面到物理層面上——這意味著，即便是最小型的公司現在也可以進行全球性的訂貨，跟巨頭公司們享受一樣的待遇。同樣的，一個擁有筆記本和一定進取心的音樂家，他也可以完成之前是由錄音室所完成的工作，而一個有野心的工程師可以用差不多的筆記本，發明并制作出一個酷酷的小玩意兒來。

　　現在，“無意識的企業家精神”已經制造出好幾萬和巨型超市締結和約的小型企業和自由職業勞動者。一旦有機會的話，很多人會再次參加全職工作，但是很多的其他人則將選擇不會。這次危機或許會將我們的經濟變成是小塊兒、松散的組合。但是，這將是那些數以百萬計的懷著希望那樣做的勞動者們的集體性行動。

　　（原文刊登在最新一期的《連線》雜志。原名為：“新新經濟，更多的嘗試，更少的巨人，無限多的機遇”）

　　克里斯•安德森，《連線》雜志主編，曾著有《長尾理論》一書，獲得廣泛關注。他的新書《免費（free）》即將于今年下半年面世。

　　“新新經濟”的四個命門

　　2006-08-11 09:46

    2000年第一波互聯網熱潮到來時，“新經濟”的概念甚囂塵上，連傳統媒體的面試題都得考一下閣下對“新媒體”的看法。由于對互聯網帶來的巨大沖擊的瞠目結舌，新經濟簡直就意味著一夜暴富的機會，而且是“人人有份”，如同梁山好漢們的理想。從新浪到百度，從中關村科技到聯想，都曾經在“新經濟”模式下試圖尋找第二春。

    然而，經過好幾次泡沫過后，我們姑且把現在的這撥創業現象稱為“新新經濟”。討論經濟現象有很多高深的東西，但在這一撥“新新經濟”的觀察里，咱們來討論下四個最簡單的問題吧。

    第一個：與風投的關系。現在創業的多數企業，目標非常明確，通常有三種。一是獲得風投，運作上市；二是出售給其他公司；三是自己經營。多數情況下，第一種方式備受青睞。但有沒有風投，對創業者而言簡直是一次人生的重塑。沒有時沒法發展，有了不得不受人擺布。蘋果當初宣布跟微軟合作的前一天，喬布斯一個人關在會議上里寂寞地沉思。這種心態，創業者多有體會：毫不夸張地說，風投可以讓一個企業迅速膨脹，也可以讓企業迅速死亡。

    第二個：如何讓員工死心塌地。Google的散漫與自由備受稱道，并被認為是一種“組織創新”。于是，多數創業企業也興奮地提出要像Google那樣去創業。這又步入了當初中國企業當初狂學戴爾的困境。Google只有一個。在提倡技術至上與創新精神的企業中，SUN與Autodesk都曾經走入極端，但是Autodesk的成功卻來自于卡蘿.巴茨這個女強人的規范化管理。過去的成功，并不意味著現在也能成功；Google的成功，并不意味著你就能成功。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的技術有多么先進，目光有多長遠，口袋里有多少錢，可以支撐你選擇Google的道路？

    第三個維度是，如何讓自己更像一個企業而不是一個旅館。管理類書籍總是能在中國找到追捧者，甚至《執行力》這樣的偽書，也包括《基業常青》這樣被企業家奉為圭臬的好書。那么，創業者們是否做好了做“企業”的準備？Web2.0公司們在招聘與解聘的問題上如玩兒戲，把辦公室裝滿以吸引更大投資，一旦經營出現問題就大面積裁員，對員工毫不負責的行為，表現出來的投機心態導致這樣的企業一定短壽。

    第四個維度是：短線的操作方式能否制造一個長線的企業。在現在的這撥Web2.0企業中，多數企業是在一年內成立的，多數員工在該企業中工作不足一年，多數老板不認識多數員工，多多數用戶今天來了明天就走，多數流量不是用戶帶來而是用錢買來。如此短線操作，能培養出一支值得長線投資的股票？

　　     這樣的新新經濟，不是泡沫才怪。

　　《財經》雜志封面文章：新新經濟(上)

    “有史以來第一次，生命之書就在我們面前。”

　　人類基因組計劃負責人弗蘭西斯.科林斯說。

　　“實際上，這是三本書：一部回溯上億年的史書，求解人類從何而來；一部人類制造材料手冊；一部醫學教科書，滿是治療糖尿病、心臟病、癌癥和許多其他疾病的線索。”

　　2月12日，在人類基因組圖譜于去年6月間宣布繪制完成8個月后，人類基因組計劃(含美、日、德、法、英、中6國科學家的聯合研究項目)和美國塞萊拉公司分別公布了人類基因組圖譜及初步分析結果。

　　對人類基因組圖譜的初步分析發現，人類的基因總數大約在2.6萬個至4萬個之間，遠小于原先14萬個基因的估計；地球上人與人之間99.99％的基因密碼是相同的。研究發現，來自不同人種的人比來自同一人種的人在基因上更為相似。這一發現使得種族歧視完全喪失了任何可能的人種學依據。在過去幾個月中，人類基因組圖譜在將許多生物化學功能未知的疾病基因定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已至少有30種疾病基因利用圖譜數據而被定位。

　　在華生和克雷格于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初探生命秘密的近50年后，生命之書翻開了關鍵一章。在后面，我們將會看到，對這本書的持續解讀，將在何種程度上增進人類的福祉。

　　汪丁丁是編者所知道的對技術的前沿有著最深刻思考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編者所知道的最為大膽的預言家之一。在網絡股最高潮剛剛過去的去年5月，他曾在《財經》雜志上預言：在未來數年間，NASDAQ指數有70％的可能性上到7500點，同時，有30％的可能性下跌到2500點。10個月過去，他認為較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成為現實：NASDAQ指數掉到了2500點以下。盡管如此，汪丁丁信念不變，邏輯依舊，而因為此時身在美國更有機會觀察前沿，他的預言有了新的內容。

　　他認為，以基因技術為旗幟的生物技術，由于納米技術的進展為之提供了大規模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將真正有機會把呼之多年而不出的“生物-材料”時代變成現實，經濟“垂直型增長”的前景于是可見。這就將是汪丁丁所稱的“新新經濟”。而NASDAQ指數，汪丁丁預言，將由于這一推動到達7500點。

　　塞萊拉這樣的公司正在為“新新經濟”打造基礎。這家1998年才加入人類基因組圖譜測序研究的基因技術公司，自始至終都準備將他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利潤。據說，現在如果想要獲得他們的研究資料，制藥公司需要付出1500萬美元的費用。塞萊拉的商業化一直飽受其競爭對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詬病。參加這個公共項目的科學家們聲稱，對人類基因研究數據資料的任何商業化使用都是不道德的；但即便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塞萊拉公司加入競爭的刺激，這個從1990年就開始的全球研究項目不會提前完成。

　　中國科學家擔負了人類基因組計劃1％的測序任務，在數萬個人類基因中，有142個基因是由中國科學家發現的。參加人類基因組計劃的6國科學家對此次研究的貢獻程度依次如下：美國54％，英國33％，日本7％，法國2.8％，德國2.2％，中國1％。

　　不要以為中國科學家躋身于人類基因組計劃，就一定有機會在汪所預言的“新新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汪丁丁同時堅定地認為，與“新新經濟”的到來相對應的，應當是一整套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投資方式、產業組織形式以及人力資本培養，而它們將構成“新新經濟”的支撐系統；你將會看到，中國距離這些要求還相當遙遠。他甚而提出，“中國如果不打算放棄即將到來的生物材料經濟的超常發展機會，就必須馬上對高等教育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

　　對于NASDAQ7500點預言，你可以等著瞧；而對于如此邏輯，則應仔細思考。

　　--編者

　　第一部分

　　躍變的前景

　　生物技術的崛起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把“網絡經濟”從衰退中挽救出來，并就此形成一個以往任何時代的增長速率都無法比擬的“新新經濟”發展階段

　　▲ 知識倍增所需要的時間肯定不會是“工業技術時代”的幾十年，也不會是“網絡技術時代”的6個月，而將是“生物技術時代”的幾天

　　▲ 即將到來的“新新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這一增長所持續的時段將會非常短，例如5年、7年、或者10年。這是因為"大熊市"降臨的2010年已經確定了"增長的極限"

　　我所理解的“新經濟”，是相對于“傳統經濟”而言具有高得多(通常高達十倍以上)增長速度的經濟過程。經濟史上多次出現過這樣的高速增長過程，它通常圍繞著重大技術發明展開，著名的例子如蒸汽機、電話、微電子技術、基因工程。技術進步的通常情況是(如熊彼特所論)從投入到產出的轉換效率的連續的日常改善。另一方面，漫長的知識積累過程每隔幾十年到上百年就會迸發出一些突破性的新技術，引發超常規的經濟發展，也就是我們講的“新經濟”發展階段。這一間斷性躍進在經濟波動的統計研究中對應于“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經濟學先后發現了三種經濟波動現象：40個月的基欽周期、10年左右的尤格拉周期和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編者注)，雖然學界對這一長周期的時段有相當不同的界定，其下限可以短至35年，其上限可以長達150年甚至300年。在我看來，“長周期”的周期間隔之所以很難界定，根本原因還在于技術進步的路徑是不確定的、不可預期的、不規則的。知識結構的這一內在性質使得重大技術進步有時候需要上百年才發生一次，有時候則在幾十年內多次發生。例如目前正在發生的緊接著“網絡技術”的另一次突破性技術進步--生物技術，其知識積累過程已經長達數千年，卻在最近50年內產生了躍變，使得基于這一技術部門的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可以大大超過1990年以來“網絡經濟”的發展速度。為把這一超常規發展階段同2000年剛剛結束其超常規發展的“網絡經濟”區分開來，我就只能采用“新新經濟”這個名稱了。

　　我們知道，“新經濟”的兩大法則“摩爾法則”(Intel公司創建人之一戈登.摩爾預言，微處理器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到24個月將增加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和“梅特卡夫法則”(3com公司的創建人、以太網技術的發明者梅特卡夫預言，網絡的實用性與其使用者數目的平方成正比)導致了其擴張的速率大約為傳統經濟擴張速率的6倍至12倍。這些法則今天仍然適用于例如芯片制造這樣的基礎部門，只是在應用領域里呈現出飽和趨勢從而其擴張速率正向著傳統經濟的擴張速率收斂。“新經濟”部門迅速擴張期的結束在納斯達克指數周線圖上表現為2000年的大調整，而且這一調整遠未結束，如果沒有重大的技術和制度創新，網絡經濟甚至會不可避免地在2005年以前消亡。但是，至少就我看來，生物技術的崛起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把"網絡經濟"從衰退中挽救出來，并就此形成一個以往任何時代的增長速率都無法比擬的"新新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發展階段里，如理查德.奧利佛所說，知識倍增所需要的時間肯定不會是"工業技術時代"的幾十年，也不會是“網絡技術時代”的6個月，而將是"生物技術時代"的幾天(參見Richard W. Oliver，The Coming Biotech Age: The Business of Bio-Materials，McGraw-Hill，2000)。

　　如果我們按照知識倍增的速率把奧利佛對"新新經濟"的估計轉換到納斯達克指數的走勢圖上，就很容易看到，在2000年的大調整之后已經變得非常明顯的即將在2010年以后到來的"大熊市"，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支持著奧利佛對"新新經濟"超常增長率的判斷。因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超常增長，那么納斯達克月線圖的衰退應當在2010年以前出現而不是在此之后。用更專業些的語言說，艾略特所論的300年長周期的第五浪的第五子浪應當比2000年結束的第三子浪有更猛烈的上升趨勢，這意味著納斯達克指數在未來的幾年內達到7500點水平以上(參見我在《財經》雜志2000年5月號發表的討論納指長期走勢的文章《納斯達克：2500點還是7500點》)。

　　20世紀90年代兩項最重大的技術進步，如媒體廣為宣傳的，以兩個英文字母表示：I(internet，互聯網)和G(genetics，基因技術)。關于前者我已經談得太多了，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后者，并希望說明為什么這個"G"將會挽救那個"I"。換句話說，我試圖給出若干重要的理由來論證基因技術所引發的"生物-材料"技術革命確實具有超常規--超過納指走勢圖顯示的長周期第五浪的第三子浪所界定的“新經濟”擴張的常規--擴張的可能。正是基于類似的看法，奧利佛在其著作中把生物技術時代的擴張速率叫做“垂直增長”，以區分于網絡經濟的“指數增長”。

　　從納斯達克長期走勢圖上能夠看到的關于即將到來的“新新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這一增長所持續的時段將會非常短，例如5年、7年、或者10年。這是因為“大熊市”降臨的2010年已經確定了“增長的極限”，金融活動的超前性使得納斯達克指數將在“新新經濟”結束擴張之前的若干年之內就從高峰下跌。基于這一理解，我們可以判斷：未來20年將是以“生物-材料”技術為主導的時代。在極短的時間內上升極其猛烈，這是艾略特"第五浪"的普遍特征。據此，我大致同意奧利佛的預測。(汪丁丁/文)

　　《財經》雜志封面文章：新新經濟(下)

　　汪丁丁/文

　　第二部分

　　技術的前沿

　　使基因工程獲得廣泛應用的經濟前提，是納米技術能否在最近的未來大幅度降低其工藝成本

　　▲在費伊曼所描述的圖景里，可以想象，只要納米技術的工藝成本降低到足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的程度，納米尺度上的制造業就可以把我們現在的幾乎一切不同生產部門的生產過程簡化為單一的、改變原子排序的過程

　　兩項關鍵性的技術決定了“新新經濟”的超常增長速率：(1)基因工程(genetics)。從19世紀中葉孟德爾發現古典遺傳規律開始，生物學家就已經猜測到了基因對生物性狀的決定作用，但是只是到了20世紀中葉華生和克雷克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以后，基因學才開始走出實驗室，轉變為分子和細胞層次上的基因工程；(2)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泛指一切應用尺度在10億分之一米范圍內的技術。常見病毒的尺度是10～50納米，常見微生物的尺度是300～1000納米，典型原子的直徑約為0.1納米，而電子與原子核之間的典型距離約為0.05納米。因此使用納米技術可以一個細胞一個細胞地生產新型生物材料(如杜邦公司生產的GT3，即“第三代紡織品”)，也可以逐個地醫治生物體內有病的細胞，以納米材料制造的生物芯片的速度在原則上是硅片速度的10000倍。在納米尺度上，有機與無機的差異正在消失，生命體與無生命體的差異正在消失，甚至連“時間”與“空間”、“物質”與“非物質”的區分也成了問題。

　　基因工程和納米技術這兩個領域構成了未來20年“生物-材料”(bioterials)經濟的支柱產業。下面的清單是我從上引奧利佛的2000年發表的著作中抄錄的“生物-材料”的應用領域：

　　在實驗室里創造生命

　　改變新生兒基因的性質

　　醫藥基因工程——根據每個人的基因性質“對癥制藥”

　　把抵御特定疾病的基因編碼到遺傳基因里

　　制訂對抗癌癥、心臟病、艾滋病、以及流行病等病癥的基因療法

　　修復腦細胞(例如由老年癡呆癥造成的腦神經死亡)與中樞神經

　　制造能抵抗感染或發育缺陷的蛋白質

　　大規模生產各種抗體用來對付癌癥

　　發展能復制哺乳類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的技術

　　抗老化和控制肥胖

　　培育能移植到人類身體內的動物器官

　　培植廉價的用于免疫的基因轉置蔬菜幫助貧困人口改善健康狀況

　　培植能在幾年內而不是幾十年內長成的樹木滿足木材需求

　　建造用于生產工業塑料的生態工廠取代整個石油化工產業

　　以昆蟲類和動物活動來生產最結實的纖維和最堅硬的合成品

　　制造比當今最快的速度快幾千倍的生物蛋白基計算機

　　用于醫療監護系統的生物電子鼻、舌、耳、手的制造

　　生物合成皮膚、血液、骨骼、以及人類主要細胞的合成

　　在受到損壞時有自修復能力的新型包裝及造型材料

　　具有人類肌肉的伸縮功能的生物合成材料用來取代體力勞動

　　自動吸收和清潔污跡的材料

　　可以根據環境自動變形的合成材料廣泛用于工業、消費、醫療保健

　　無污染和幾乎免費的生物能源的使用

　　用來獲取和保存太陽能的生物涂料

　　在人體內巡回視察尋找并糾正老化細胞的“智能鼠”

　　為說明西方人在“生物-材料”技術領域已經走了多遠，我又從奧利佛著作里摘譯了下面的這張清單：

　　1.在美國境內有2000多個生物技術研究機構，在歐共體有1000個左右，世界其它地區還有1000個左右。這些機構的收入在1996年比上一年增長了約45%。在歐共體地區，生物技術是增長最快的經濟部門之一。世界其它地區的生物技術部門有類似的增長率。

　　2.1997年美國資本市場新投入的“生物技術”板塊的資金增長了12%，從830億美元增加到930億美元，而同期投入生物技術制藥部門的私人資本為300億美元。1997年在歐共體有5億美元私人資本投入生物技術部門。

　　3.世界最大的化學工業公司例如杜邦、諾華(Novartis)、Monsanto等公司正在把自己改造為生物技術公司。

　　4.今天在美國的生物技術部門就業的人員已經超過了在機器制造業就業的人員。

　　5.最大的5個生物技術企業平均每年每個雇員的研發投入為10萬美元。大多數生物技術企業把每年營業收入總額的15%到30%投入到研發部門。研發投入大約只占了與互聯網有關的“高新技術”部門年營業收入的10%到12%，而在傳統工業部門里研發投入小于總收入的5%。

　　6.全世界有超過一億的人口已經從大約65種生物技術藥品和免疫制劑中獲得了幫助。

　　7.目前美國有大約295種生物技術藥品與免疫制劑處于臨床實驗階段，另外有幾百種正在研制階段。這些藥物主要用來對付各種癌癥、老年癡呆癥、心臟病、艾滋病、肥胖癥，以及其它健康缺陷(作者注：按照傳統醫藥研發的速度，美國大約有50種藥物同時處于臨床實驗階段)。

　　從現有的統計資料看，至少在我看來，生物技術和生物材料作為一個經濟部門似乎還沒有表現出如奧利佛以及其他許多作者從1995年以來一直鼓吹的生物技術時代的超常發展特征。例如，初步比較一下1980年以來生物技術股票指數與納斯達克指數、醫藥應用設備指數和主要醫藥制造股票指數的月線圖，我們看到生物技術的增長速率大約與納斯達克指數同步，在20年內增長了13倍(不考慮2000年上半年的大調整)，但比主要醫藥公司股票指數的(20年增長約27倍)增長速率低了至少50％，同時比醫藥應用設備指數的增長率(20年增長約9倍)高了大約50%。

　　簡單的統計分析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對未來幾十年生物材料經濟發展速率的預測，因為，如前述，決定了生物材料經濟擴張速度的兩個核心技術領域——基因工程和納米技術，如美國生物技術專利批準的數量所顯示的，都是在20世紀最后5年里才開始在關鍵技術環節上有突破性的進展。

　　使基因工程獲得廣泛應用的經濟前提，是納米技術能否在最近的未來大幅度降低其工藝成本。事實上，天才的諾貝爾獎物理學家費伊曼早在1959年就刻畫了今天納米技術的大致發展狀況。費伊曼預言，到2000年時我們將能夠開發一種微小型操作技術足以把整套《大英百科全書》寫在針頭上，但是為了做到這點，我們必須把普通的印刷字體縮小到1/25000，那大約是正常金屬原子直徑的32倍，換句話說，在每個那么小的字體里仍然可以容納1000個原子。在這樣的尺度上，精密光刻儀器足可以進行我們所說的針尖上的微小印刷，事實上，他推測，全世界的圖書，大約2400萬卷，可以用這種方法印刷到大約35頁16開的紙上。他接下去描述了他想象中的未來用于進行這種微小操作的“離子束”儀器的原理。在細胞膜上執行著細胞維持其生命不可或缺的信息傳遞和解毒功能的蛋白體，正是根據被稱為“離子泵”的原理進行活動的。換句話說，在納米尺度上的操作技術可以與細胞內部的日常活動相互作用，從而實現基因工程的各種應用。

　　費伊曼提前了半個世紀準確地告訴生物學家說：生物學研究之所以進展緩慢，是因為生物學里面大量的基本問題，例如DNA堿基的排列順序是怎樣的？DNA堿基順序與蛋白體內阿米諾酸的順序之間是怎樣對應的？RNA是單鏈的分子還是和DNA一樣是雙鏈分子？RNA與DNA堿基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細胞內微小物體的組織是怎樣的？蛋白體是怎樣被合成的？RNA在細胞內是怎樣運動的？RNA如何在細胞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蛋白體是怎樣在細胞內安排的？阿米諾酸是怎樣進入細胞體內的……這些問題的解答不能靠數學模型來推測，而是應當用眼睛去看到具體的發生過程。

　　他接下去推測：為了看到上述的那些微觀生物過程，物理學家只需要幫助生物學家把目前的電子顯微鏡的精密度提高100倍就可以了。他提出，應當把計算機芯片里線路的寬度縮小到10到100個原子的尺度，這樣就可以快得多地執行運算并且具有極大的存儲能力。這種微小型尺度的計算機應當能夠以圖像為單位，而不再是以“二進制”邏輯來計算和記憶。為了制造如此微小的計算機，他推測我們需要先制造微小尺度上的自動化機械來完成計算機的組裝工作。他推測，這樣尺度上的自動機械，它基本上就是許多微小的“手”的聯合體，將可以進入我們的血管里去尋找病灶和醫治我們的疾病。

　　最后，費伊曼提出以微小尺度的技術重新安排原子本身的結構的設想。逐個地安排原子！那時，我們將有無窮多的可能性來創造新物質和新材料，所需要的僅僅是讓計算機仿真找到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物質的原子結構。

　　在費伊曼所描述的圖景里(這一圖景在當前顯得出奇地準確)，我們可以想象，只要納米技術的工藝成本降低到足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的程度，納米尺度上的制造業就可以把我們現在的幾乎一切不同生產部門的生產過程簡化為單一的，改變原子排序的過程。

　　基因工程的發展為費伊曼的圖景增加了新的本質性因素：生命體之所以不同于無生命體，是因為前者可以自動探索、適應、甚至改造環境。如前述，在納米尺度上，這一區分開始變得模糊。例如，我們可以把生命體分解為單個細胞，把細胞活動分解為細胞內部各種蛋白體的活動，把蛋白體進一步分解為20種(或更多些)阿米諾酸的不同排列方式，最后，把阿米諾酸分解為氫、氧、碳、氮等元素，再重新用這些無生命的元素合成新的生命體。基因工程使得我們在這一合成過程中可以改變DNA鏈上的基因結構，從而新的生命體(細胞)可以不斷復制自身。

　　第三部分

　　資本與知識的位置

　　投資人要承擔遠大于“網絡經濟”時代的投資風險，因為生產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一次”投入，而后來的整個生產周期都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回報期”(或虧損)

　　▲“生產部門”將主要就是研發部門——每個工人都是方案設計師

　　▲初期的高投入與后續期間的純粹回報，是“生物技術經濟”與以往一切經濟的最大差別所在

　　▲中國如果不打算放棄即將到來的生物材料經濟的超常發展機會，就必須馬上對高等教育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

　　上面的全部討論引導我們得到“生物-材料”生產過程的三個特征：(1)由于能夠把一切不同種類的生產都轉化為單一類型的生產過程，基于納米技術的生產過程將具有極強烈的規模經濟效應，而如此強烈的規模經濟意味著不論納米技術的工藝成本多么高昂，只要生產規模足夠大，單位產品的價格就總能夠降低到足以與傳統生產方式相競爭的水平；(2)基于納米技術的“生物-材料”的生產過程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將表現為初始成本，因為生物材料的自修復和自適應能力將大大降低生產的初始投入之后的“維持成本”，這一特征與上述“強烈的規模經濟效應”特征是一致的；(3)在“新新經濟”里，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將主要投入到研發部門而不是生產部門，因為生產過程只能由微小尺度的機器人來完成。或者說，“生產部門”將主要就是研發部門——每個工人都是方案設計師。

　　基于上述的三個特征，主要是(2)和(3)，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新新經濟”對資本市場和知識活動的要求。其實我們從目前已經在北美和歐洲初步興起的“生物-材料”經濟可以觀察到新的資本與知識的活動方式。

　　大致而言，特征(2)要求投資人承擔遠大于“網絡經濟”時代的投資風險，因為生產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一次”投入，而后來的整個生產周期都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回報期”(或虧損)。目前在基因與生物技術領域領先的“應用分子基因公司”(Applied Molecular Genetics，AMGN)，在完全沒有任何產品時已經私募了2000萬美元，又在其后的5年內三次公開招股，最后，終于在1989年把它的第一個產品拿到市場上，當年營業收入就達到1億美元，到1998年底，這家公司僅靠這“第一個”產品就在醫藥市場上創造了年收入14億美元的業績。附圖是從奧利佛著作中復制下來的，它說明了我在這里討論的特征(2)，即初期的高投入與后續期間的純粹回報。在奧利佛看來，這是“生物技術經濟”與以往一切經濟的最大差別所在。

　　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的資料表明，“新新經濟”部門的上市公司的資本規模，不論是IPO還是流通股票總量，通常比“新經濟”部門里同樣年齡的公司大10倍。這意味著在“新新經濟”領域里投資的風險要比在“新經濟”領域里的投資風險高得多，從而投資人對金融市場和相應的監督機制的完善程度的要求也高得多。這進一步意味著，當家族公司難以支持“新新經濟”的發展時，亞洲各新興金融市場將面臨比歐美成熟金融市場嚴峻得多的挑戰。換句話說，當資本規模增加了十倍時，“新新經濟”的企業將以十倍的速率向成熟的、規模大得多的金融市場聚集。

　　現在討論特征(3)的含義，我相信這是對我們國內的各種現存機制最具挑戰性的“新新經濟”特征。這一特征意味著，那些進入“生物-材料”領域的企業將直接從大學生或研究生中“招工”。即便在目前的“新經濟”里，例如在光纖設備制造業，所謂“工人”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而是能夠熟練操作光學儀器并且懂得相當高深的光學原理的“師傅”，或者干脆些說吧，他們許多都是曾在國內大學教過課的教授們。據我所知，也正是因為太缺乏這樣的“教授工人”，美國的光纖設備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

　　目前的生物技術企業的資料表明，在那里就業的“工人”大部分必須有博士學位或“博士后”資歷。要知道，這些企業為每名“工人”投入了每年10萬美元以上的研究開發資金，并且指望著達到平均50%的回報率呢。

　　為緩解人力資本的匱乏，目前在美國處于領先地位的生物技術公司直接與主要大學的基礎研究部門建立了合作關系，著名者包括Genentech(基因技術公司)和Monsanto。大致而言，大學負責基礎研究，它們從生物技術公司那里拿到大筆的研究資金(通常以百萬美元為項目經費的“單位”投入)，生物材料技術公司負責研究開發和市場預測，然后他們再把新技術轉讓給擁有龐大市場份額和更容易獲得藥品管理局批準的老牌制藥公司(技術轉讓，有時或更經常地，是以公司“并購”方式來實現的)。加州大學系統僅1996年當年就從藥品專利轉讓獲得6300萬美元收入。當然，大學投資也有虧損的時候，波士頓大學眼看著自己的9000萬美元基金在幾年內縮小到400萬美元。因此，大學領導者更愿意與研發公司合作，包括最大的制藥公司如Merck和Pfizer。

　　在世界地圖上，按照分布密度和研究力量排列，加拿大是僅次于美國的生物技術研究中心。1997年美國有1710個研究中心，加拿大有409個，歐洲有500個，以色列有72個，日本有170個；然后是韓國，只有1個政府研究中心，但其研究成果已經為世界同行矚目。中國之大，1997年只有3個這樣的研究中心，與印度尼西亞一樣；而在馬來西亞，這樣的研究中心有12個，在菲律賓有2個，香港有4個，印度有2個，巴基斯坦1個，古巴6個，墨西哥1個，阿根廷21個，智利1個，巴西7個，特利尼達和多巴哥1個，新西蘭40個，澳大利亞154個，肯尼亞1個，埃及1個。不妨認為，這樣的地理分布大體上反映了生物材料技術的人力資本分布狀況。當然，基因和生物技術的研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態度，因為它涉及廣泛的倫理和法律問題。

　　由于基因、生物、納米技術的人力資本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學教育以及以大學為研究基地的基礎研究便顯得格外關鍵。而且，在這一領域里，綜合性大學(特別是有附設醫院的大學)的臨床和研發優勢日益突出。以美國為例，在這方面領先的大學是：哈佛、霍普金斯、康奈爾、波士頓、華盛頓西雅圖、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納米技術)、紐約州的西拉丘斯大學(生物計算機技術)。

　　中國如果不打算放棄即將到來的生物材料經濟的超常發展機會，就必須馬上對高等教育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是另一話題，此處不再贅述。

　　最后，讓我繼續引述奧利佛的話作為本篇文章的結語：在工業時代，我們征服了空間；在信息時代，我們征服了時間；現在，通過“生物材料”時代，我們將征服物質本身。

　　資料：波浪理論預測2012年大限

　　在半個世紀以前，股票分析家埃略特提出了“波浪理論”，這一理論可以從往前推溯幾百年前由意大利數學家菲波納西所發現的兔子生殖規律，埃略特以這一理論對股市作出驚人準確的預測。事后，人們認識到，埃略特的分析技術其實就是混沌理論的所謂“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場上的運用。

　　埃略特推斷，人類30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分作三個上升的階段和兩個下降的或“調整”的階段：(1)1776至1850年是第一個上升的階段；(2)1850至1857年是第一個調整階段；(3)1857至1929年是第二個上升階段；(4)1929至1942年是第二個調整階段；(5)1942至2012年是第三個上升階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個波浪——第五浪。

　　現代波浪理論研究代表人物普列希特(R.Prechter)1997年發表《大熊市理論》(The Grand Bear Theory)，對埃略特預測作現代性解讀：1972至1978年“石油危機”引發的將近十年的世界經濟大調整(從能源浪費型技術轉入節能技術和環保技術)剛好是埃略特預測的第五浪潮的第一個調整過程，也就是第五浪潮里的第二個“子浪潮”。而90年代世界經濟普遍繁榮的期間，是這第五浪潮的第三個子浪潮。1997年10月發生的美國股票市場的大調整過程，是第四個子浪潮。然后，人類將進入第五個浪潮的第五個子浪潮，并且在2012年結束這一浪潮，這一個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個浪潮的最后一個子浪潮。聲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