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因素曾被認為是工業革命關鍵的關鍵，如今已威望大跌。馬克思確信技術的主導作用，晚近的歷史學界擁有扎實的論據，不再認為技術是工業革命的“原動力”，甚至也不再是保爾·貝洛什所說的“導火線”。實際技術必須等待有明確的、堅決的需要，經過再三的請求，然后才介入經濟生活。

　　發明不能僅僅是一種智力游戲。今天，企業規劃人員先通過市場分析來熟悉市場需求，然后制定戰略，研發人員在這些戰略的指導下以及研發預算的資助下，在研發實驗室從事專門工作，從而產生了技術變革。可是貫穿人類的大部分歷史，技術變革的產生卻不像今天這樣：需要是技術變革之母。

　　大多數社會或多或少都經歷了技術進步，但是除了西方社會之外，沒有一個社會能把它轉變為一個穩定的和近乎自我維持的不斷擴張的機制。一項技術或發明，即使其收益能使研發成本相形見絀，也不能說明這項技術就是具有生產性的。如火藥發明出來以后，人們雖然購買甚多，但卻是為了觀賞，并沒有生產性。因此，評價技術的生產性，關鍵在于看這項技術或發明是否能夠帶來節約。蒸汽機、電力、計算機和網絡等的發明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節約，表現出了巨大的生產性。

　　最先進的技術不一定能獲得最好的經濟效益。如果技術超越市場，為了技術而技術，就會陷入技術陷阱。因為通過技術創新而生產出來的產品不能僅僅是高質量，還必須是低價格。高質量是高附加值、高價格的象征，但高價格本身是一種門檻，若沒有發達的消費金融和社會保障制度，它會將相當一部分人屏蔽在市場之外。因此，不能與市場建立親密關系的技術，是很難有生命力的。企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與技術的協同。

　　古典社會已完全認識到各種機器元件的重要性，例如杠桿、楔子和螺桿等機器元件，以及棘齒、滑輪、齒輪和凸輪等傳動裝置。然而，這些見識主要應用于戰爭武器和聰明的小器具，這些發明之所以得到人們的贊美，往往是發明本身的緣故，卻很少出于實用目的。如古代社會已能夠制造出蒸汽機，但卻被用來開啟寺廟的大門；能夠制造出復雜精妙的天文學儀器，但卻是出于占星術的目的；中國發明了火藥，但卻用來當作紀念節日的煙火。

　　任何社會都存在某種程度的實用主義，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異。技術進步取決于“創新人同時也是經濟人”的程度。相對于其他社會，歐洲在處理它所創造的新知識的態度上比其他社會更注重實效，雖然這種實用主義只是到17世紀才充分彰顯。在商業、戰爭和政治領域，功能性的東西往往比審美上的或道德上的東西更得到人們的偏愛，當它沒有得到偏愛時，自然選擇就會出面，有用的東西最終勝出。

　　很少人會否認法國是科學啟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它給了這個國家以光榮，凡爾賽宮造就了科學的全面突破。因此，我們不能認為英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全面超越了法國。法國富有影響的哲學家笛卡爾曾經影響了英國的大科學家牛頓，他和同時代的英國科學家一樣出色。和英國一樣，蒸汽機、鐵路和電信在法國也得到廣泛應用。

　　但是，在英吉利海峽兩岸，對待知識與技術的態度是不一樣的。17-18世紀，英國偉大的工業創新首先是由天才的工匠而非科學家創造的，學者們往往和工匠自由交往、合作。如科學家胡克和哈雷，常常會花時間為那些沒有什么文化的工匠——比如機器發明家紐科門和鐘表匠哈里森提供幫助。瓦特并不顧忌有利可圖的活動會影響他科學家的聲譽。經濟史學家喬·默克說：“在英國，自然科學家和工匠之間比別的國家更容易建立起廣泛的聯系。這個國家也更寵信那些有才能的人，他們似乎能毫不費力地在抽象、符號、藍圖、圖表與由點、線、面、體構成的具體世界中自由轉換。”但在法國，科學家屬于精英階層，他們深受王宮寵愛，被安置在研究院里。這些碩儒們很少和普通百姓、工匠或發明者交往。

　　科學旨在理解，而技術旨在應用。英國人的研究往往比法國人更系統地著眼于工業和商業應用，法國則將實用性獻祭在“非盈利”的科學祭壇上。從這點來看，無論從事什么研究，革新者都不能脫離“地氣”。為了技術而技術，勢必會陷入技術陷阱，并把自己逼上“牛角尖”，無法從市場中獲得足夠的營養使企業壯大。

　　站在大地上，人才能變成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