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Robert Shiller探討了當前危機的四個方面：為金融創新而監管；減少對各種模型的迷信；重新設計金融制度；以及經濟好轉的時間表。他的觀點部分通過其研究結果表達出來，他的研究表明，心理學——尤其是對人的非理性行為的認識——可以在解釋經濟衰退的成因，以及探尋有效的解決方案上發揮關鍵作用。

　　Robert Shiller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Case-Shiller房價指數的發明者之一。該指數是目前在房地產行業應用最廣泛的業績測評方法之一。他還將“非理性繁榮”這一措辭引入知識界，并因在1996年被阿蘭•格林斯潘采用而名噪一時。Shiller有關金融市場和經濟學的主要著作包括《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和最近剛出版的《動物性》“Animal Spirits”1。

　　麥肯錫出版總監Rik Kirkland于2009年3月在耶魯大學進行了本次視頻采訪。本文是對Robert Shiller教授回答部分的文字整理。

　　為金融創新而監管

　　我認為，政府必須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它是創新——無論是科學創新還是金融創新——的資助者。政府在很多年以前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在二戰剛結束時，政府就創建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并大力支持科學創新。我們必須采取相同的態度來對待金融創新。

　　但遺憾的是，對金融創新的測量和評估是困難的，因為金融創新承諾要實現的很多結果都在未來若干年以后才會出現。而且，人們有可能被某些使人信以為真的金融創新所誤導和欺騙。此外，政府也發現，金融創新很難監管。而不幸的是，這種監管是必不可少的。

　　我認為，美國政府實際上是全球金融監管領域的領頭羊，盡管人們都在說這次金融危機始于美國。我認為，良好的金融監管也曾發端于美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有很長的金融監管歷史，而這種監管本質上是支持金融創新的，但是，我們現在必須進一步加強監管。而且我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新的監管類型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所稱，是基于目標的監管——我們必須更廣泛地思考我們的目標所在，以及我們如何鼓勵金融創新去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從更少的官僚主義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不希望看到我們會扼殺金融創新，而這正是在當前經濟危機中可能誤入的歧途——我希望不要誤入歧途。歸根結底，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我們早已明白的道理：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推崇企業家精神的經濟，而企業家精神并不屬政府官僚的職權管轄范圍。

　　企業必須具有一種創造性毀滅的精神。我們得讓人們去嘗試各種事物。一個企業家得干些什么事呢？他得去找許多不同的投資銀行或風險投資公司，介紹自己的創意。大多數人都難以辨識出重要的新創意，但有些人卻能慧眼識珠。這一過程是一種自由市場的流程，是經濟增長的一種真實而重要的源泉，因此，政府不能插手接管這一流程。我認為，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我們正處在一次危機之中，但那些認為資本主義已走到窮途末路的主張并不正確。我并不認為類似這樣的事情會變成現實。

　　減少對各種模型的迷信

　　我認為，20世紀70年代是所謂“有效市場假說”的全盛時期。市場是有效的這種假說已經演變為一種既定事實。“有效的市場”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市場會充分融合和反映所有公開提供的信息，而且以最佳方式來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市場的極大波動是無法用這些術語來加以詮釋的。股市瞬息萬變。通常，單獨一家公司的股價波動反映了有關這家公司的一些新聞消息。但是，很少有關于整個股市的此類新聞消息。因此，關于如何預測整個股市的變化，就顯得更加撲朔迷離。所以，我認為，推動股市的真正動力是心理因素，而且房地產市場也越來越符合這一判斷。

　　問題在于，市場總是心理與現實的綜合反映。因此，現在有許多企業家正在徘徊觀望。他們不想采取冒險措施去開展一項業務，因為難以辦到。他們無法獲得貸款，這就是目前的現實。但是，這種現實是一些更具有根本性的決策的產物，正是人們做出的這些決策將我們帶到了這種境地。

　　因此，你常常會發現，作為一個管理者，你自己也正在做出與此類似的各種決策。我是說，你別無選擇，對嗎？但是，一個人在做決策時，還是有一定的選擇范圍的。我認為，管理者去思考推動決策的真正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幫助管理者了解如何制定有些反向的政策和投資策略。這就意味著你必須了解，阻礙你開展業務的因素不僅是這種現實環境，還有你自己的情感成分，這些情感來源于我們與生俱來的羊群群體本能和“別人關注什么我就關注什么”的天然習性。

　　我總感覺，管理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得是博學之人。他們必須廣泛閱讀，并將各種事件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中來考慮。我認為，即便是在這種“有效市場”的時期，金融模型仍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我想，我們對現有的金融模型過于信任。如果你在管理一家企業，你就必須成為一個與數量打交道的人。各種量化的詳細數據確實至關緊要。

　　因此，你將不得不去尋找各種模型。但我認為，將我們帶入這次危機的部分原因——我曾說過，最初是一種自高自大——也是一種對其他人的權威說法的盲目接受，這些權威說法有些是關于風險變量模型或計量經濟學模型，有些是關于我們與之進行交易的各種對手，我們傾向于認為，這些權威說法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因此，人們總是認為太多的事情都理所當然。

　　重新設計金融制度

　　我希望，我們的金融制度能夠實現民主化，從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當然，我們有醫療保險制度——但目前卻有超過4000萬美國人被遺漏在外。醫療保險是一種基本的風險管理制度，但它運行得不夠好。因此，我們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

　　舉例來說，另一件事是關于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管理。在這一領域，我們深陷困境，因為專家和國家領導人慫恿人們拿出他們的畢生積蓄，以一種杠桿化方式，進行充滿風險的單一投資活動——在城市里買房。他們可以借貸80％、90％甚至更高比例的錢來買房。他們以一種瘋狂的方式，傾畢生積蓄，孤注一擲。這不應該是新的正常狀態；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設計自己的抵押貸款制度。

　　我們有超過1200萬人財務狀況不良——也就是說，他們房屋資產的凈值為負值。一般來說，這些人除了住房已經一無所有，因此，他們只能被掃地出門。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健全，怎么可能出現眼下這種窘境？有些人曾懷疑，我們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我曾經告誡這些人，房價只會不斷上漲的判斷通常似乎都是基于這樣或那樣的假設?，F在，我們剛懂得，房價并不會只漲不跌。

　　以前，我們的體系不健全，那是常態。我們曾經以為，發放常規抵押貸款代表了某種開明啟蒙，而它曾是一個群體的事。人們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現行制度是健全的。其實，它并不健全。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整治。我真心希望，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次金融危機將會引起人們對機制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會使我們的經濟更健康地運行。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是，過去20年來，貧富懸殊的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這種發展趨勢令人擔憂，我真心希望，這次危機可以促使我們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我認為，整治我們的抵押貸款機構是應對這次金融危機的方法之一。我們采取的任何有助于降低個人承擔的風險——如醫療保險風險、住房風險，或任何其他影響人民生活的風險——的措施也將同樣有助于縮小貧富懸殊差別。如果我們采取的風險管理措施確實有效，那么，這些措施也并不會減小對勤勞致富或企業家精神的激勵作用。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著手從根本上對金融體系進行重新設計。

　　經濟好轉的時間表

　　我認為有這樣一種傾向，當我們在觀察股市日復一日的起伏波動時，總想發現某些標志著經濟開始好轉的新聞消息，并對此類消息做出過度反應。我想，這種過度反應會造成劇烈的短期波動，而我們現在的短期動蕩水平已經很高。最近，我們的劇烈波動水平已經達到了“大蕭條”時期的水平，這反映了人們將極大的注意力放在當前股市上。因此，對于何時觸底的問題，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將會持續數年的演變過程。而且，我們目前經歷的信心的喪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并不想說，我認為經濟不會很快回暖。但我認為，我們中有許多人對此抱有過高的期望，他們希望經濟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就會好轉。市場的劇烈波動就是證明。因此，我認為，在今后的五年中，股市和房市很可能與目前的水平不會有太大變化。

　　這并不是一種預測；但是，如果市場長期停留在現在的水平，我絲毫不會感到意外。因此，或許我們不應該對市場何時回暖的問題反應過度和憂心忡忡。我想，我可以告訴大家的基本投資建議是，或許不必過分關注市場何時回暖，而是去關注如何正確地預測風險，如何規避風險，從而使自己不會過度暴露于任何一種風險之中——你可以適當進行多樣化投資，你還可以針對一些與你的投資同步出現的特定風險進行對沖操作。 

　　注釋：

　　1Robert J. Shiller所著的《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普林斯頓，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以及Robert J. Shiller和George A. Akerlof合著的“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普林斯頓，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