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經濟低迷與最近幾十年所發生的經濟衰退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一點已越來越顯而易見。我們正在經歷的并非只是商業周期的又一次轉換，而是一次經濟秩序的調整與重組。

　　對于一些企業組織來說，近期的生存是唯一的議題。而其他一些企業正在試圖看透不確定性的重重迷霧，思考著一旦危機結束、一切恢復正常狀態以后，企業如何對自身進行定位。問題是：“正常狀態將會是什么樣？”雖然無人能夠說清這次危機將會延續多長時間，但另一方面，我們所見到的正常狀態將不會與近年來的正常狀態一樣。一些強大的力量匯聚到一起，將會塑造出新的正常狀態。這些力量有的直接來自于本次金融危機，有的則是在這次金融危機開始之前很久就已經在起作用。

　　顯然，在新的體系中，金融杠桿的作用將會大幅度減小。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認識到，最終導致危機爆發的杠桿率升高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由于金融創新——為降低風險和增加經濟的價值而采用新的工具和業務方式——而導致的債務合理增加；第二個來源是由各種錯誤的動機、不負責任的冒險、疏于監管以及欺詐行為所激發的信貸泡沫。前者與后者的分界線之間便涉及到數萬億美元的問題，但是，顯而易見，未來的杠桿率將遠比我們期望的水平要低得多（而風險代價卻要高得多）。依賴高杠桿率的業務模式的回報率將會降低。而那些以過去曾經流行的方式——通過真正提高生產率——來提高股本回報率的企業將會獲得更高的回報。

　　新的正常狀態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政府的作用將會進一步擴大。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政府永久性地重新定義了政府在美國金融體系中的作用。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一次意義同樣重大的監管調整即將到來。有些人會歡迎這種調整，他們認為，監管體系的現代化已經明顯滯后。而另一些人將把這種變革視為不必要的政治干預。無論人們有何看法，現實情況是，世界各國政府將會對那些曾經監管寬松的部門（如債務保險部門）加強監管。各國政府還將要求企業進一步增加透明度，以及提高對投資媒介（如對沖基金）和以前曾是企業董事會專有職權的相關決策（包括高管的薪酬）的披露水平。

　　盡管金融服務行業受到的影響將最為直接，但政府作用增強的影響范圍將會相當廣泛：存在著出現一個金融保護主義新時代的風險。這次危機的一個有益結果是，將進一步擴大全球金融協調和增加透明度。而一個有害的結果是貿易保護政策，它會使企業將資本配置到生產率最高的地方變得更加困難，并會抑制經濟的增長（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努力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的同時，需要對這種可能性做好充分準備。

　　這兩種力量——更低的杠桿率和更多的政府干預——直接來自于這次金融危機，但是，其它一些力量則早已在發揮作用，并且被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所不斷強化。例如，美國的消費可能已不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在本次危機開始之前就已經清晰可見。消費取決于收入的增長，而從1985年以來，美國的收入增長是通過一系列的一次性因素（如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大學畢業生人數的增加）來推動的，而現在這些因素本身的推動作用已消耗殆盡。此外，盡管“戰后嬰兒潮一代”的花錢高峰期有助于推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消費熱潮，但隨著這一代人步入老年，開始靠退休金和儲蓄生活（即使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財富蒸發之前，這些錢也少得可憐），美國的消費水平將會下降。

　　追求高收入和高消費增長率的企業將日益把目光轉向亞洲。亞洲經濟增長的基本推動力——提高生產率、采用新技術，以及文化和制度變革——并沒有因為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而停滯。而且，盡管最近幾個月亞洲一些經濟體的狀況在迅速惡化，但它們不太可能因為這次金融危機而止步不前。一個巨大的未知數是，因為當前的困境而譴責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誘惑是否會導致對抗性反彈和自我否定的政策。如果這種情況能夠避免，世界經濟的重心將會繼續向東方轉移。

　　一如既往，技術創新將會持續下去，不斷增長的人類知識的價值將不會貶值。對于那些富有才華的反向投資者和技術人員來說，隨著追求高風險、高回報機會的投資者將他們的注意力從金融工程轉向基因工程、軟件和清潔能源，未來的幾年可能會證明是成果豐碩的時期。

　　可以相當確定的是：當我們最終進入后危機時期時，商業和經濟環境將不會再恢復到危機前的狀態。為了使自己的組織為在新的正常狀態下獲得成功而做好準備，高管們必須重點關注對于他們的客戶、企業和行業來說，哪些事物已經發生了變化，哪些事物基本上保持不變。其結果將是，盡管環境已經與過去迥然不同，但在新的環境下，那些有備無患的企業仍然會有相當豐富的機會。

　　作者簡介：

　　戴頤安（Ian Davis）是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