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對全球性問題的擔憂日益增大，企業高管和監管機構的頭等大事就是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關系，并制定出有益于各利益相關方的解決方案，從而使它們自己也能從中獲益。

　　2009年1月 • Scott C. Beardsley    Luis Enriquez 和 Robin Nuttall

　　2008年的金融危機或許將被看作是兩個不同監管時代的分水嶺。在過去的時代里，自由市場在知識界和政界都享有顯著的優勢地位，受到學者和政府的共同支持，被視為促進持續增長和穩定的最佳方式。如今，世界似乎突然意識到，自由市場存在一些極為嚴重和極具威脅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那些隨心所欲的企業所無法解決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和評論家都在呼吁要加強監管。

　　與在知識界和政界發生的大多數重大變故一樣，這次危機乍看起來似乎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爆發的。但事實上，泡沫暗中形成的過程卻要長得多。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自我約束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在解決重大問題時作用十分有限。在2008年9月的一天，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產，并使這次金融危機演變成了一場金融災難，你可能已經錯過了這一次不太顯眼的新聞事件。英國零售商翠豐集團（Kingfisher）首席執行官Ian Cheshire曾告訴BBC記者，“有一些事情太重大，具有太長遠的影響……以至于無法用漸進的方式去處理。我們需要有一個政府的框架來解決這些問題。”作為“英國氣候變化問題企業領導人小組”成員之一，Cheshire當時正在談論他支持歐洲開展一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

　　雀巢集團董事長Peter Brabeck的一次評論也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指出，“即使我們具有也許比任何其他食品企業更大的影響力，我們也只能解決很小一部分（食物和飲水]）問題。事實上，如果世界各國政府繼續沿襲它們目光短淺的政策，而不是為解決問題做出努力，那么，我們的努力，以及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所有努力都將徒勞無功。”他也不斷呼吁政府進行更多干預，而不是對自由市場放任自流。

　　如今，一種發展模式正在脫穎而出。信貸緊縮，日益緊迫的能源、食品和飲水短缺，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受到企業領導人和政治家們的高度重視。消費者的擔憂也有增無減——他們意識到，相互關聯的全球經濟意味著相互關聯的全球難題。他們聽到冰蓋融化和發生在遙遠國度的銀行倒閉等消息，并知道所有這些事件都與他們的生活、工作、住宅以及家人息息相關。此外，他們期望企業能幫助緩解這些難題1。這種發展模式強調拓展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這種契約不僅包括法律法規，而且還包括企業對履行某些社會責任日益增大的義務。

　　從對抗到合作

　　在社會的認知和關注重點不斷變化的背景下，監管也需要調整，以承擔新的重要職責。與以往一樣，監管機構應該找到正確的方式，來減少范圍更廣泛的市場失靈現象（例如，保護消費者和控制環境污染），同時還要努力促進企業開展公平和激烈的競爭，因為這種競爭將會促進生產率的更大提高、經濟的更快發展，以及由全社會共享更多的財富2。

　　面對監管，企業如何才能做到有備無患呢？如果是在以前的監管時代，答案將是聘用更多的律師和說客，并派他們去與監管者“斗智斗勇”。比爾•克林頓總統的第一任勞工部長Robert Reich在他2007年出版的一本新書《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中描述道，激烈競爭的方式推動了美國企業的發展，尤其是顯著增強了它們針對每一個會影響其盈利能力的監管裁決的抗辯能力。由于監管法規是由在結構上具有對抗性的立法系統和行政系統制定的，因此，針鋒相對的態度和應對技巧成為監管事務的基調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但是，如果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一起來尋找應對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政治挑戰的最佳解決方案，那么，在打官司和游說公關的能力上進行投資的“軍備競賽”的意義就會變得越來越小。

　　我們的研究表明，企業正在開始認清這一事實。在2008年9月《麥肯錫季刊》對1,500名企業高管進行的調查中3，世界各國的高管們都將監管者視為企業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壓力的主要來源。但是，其中許多高管卻并不清楚應該如何應對監管者。他們將游說公關視為一種已被濫用的工具。當我們詢問這些高管，哪些問題使企業很難獲得贊揚（因為做了正確的事）和很容易招致大量批評（因為做了錯誤的事），“政治參與和影響”名列第二，僅次于排名第一的“團隊的酬勞”。

　　實際上，當企業在嘗試與監管者打交道時，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方式（見圖表）。它們可以與監管者保持一定距離，經常處于對抗關系——盡可能減少與監管者溝通交流，敷衍應付其要求，并采用合法手段（如上訴和質疑）進行對抗。而在另一個極端，它們也可以設法與監管者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根據企業的觀點，這兩種模式通常都不是最佳方式。保持一定距離的方法使企業很難與監管者達成妥協，從而會產生對抗性。而合作伙伴模式必定會失敗，因為監管者本質上是“警察”而不是“伙伴”。一種比較好的方法——而且不僅是在經濟危機時期——是開誠布公地進行對話，目的是與監管者建立具有建設性的關系。盡管雙方的分歧是難以避免的，但無論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考慮，企業仍然可以從建立互信和培養長期協作關系中獲益非淺，雙方不僅可以在一些較小的行業問題上進行協作，也可以在一些可能涉及較大社會政治范圍的問題上進行協作。

    這種協作方法的一個爭議是，監管是一種反復進行的博弈。在許多情況下，一家企業會說服監管者，現在不是允許更多競爭、要求減少排放、承擔更多服務義務或提出其他要求的時候——只要在以后的監管期內比監管者的期望做得更好就行了。對于這種企圖糊弄他們的行為，監管者的反應通常是：在下一輪監管期提出更嚴厲的監管要求。雙方的信任感可能會一落千丈，以至于監管者和企業必須通過第三方來進行溝通。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分享我們從幫助企業制定監管應對戰略的實踐中所獲得的洞見了4。這一次分享的新意在于：全球經濟和社會政治挑戰已經變得更加緊迫，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契約關系正在不斷拓展，因此，各行各業的企業高管認真反思他們處理監管事務的方法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企業與監管者并非總是一定要互為對手——他們之間也可以互相信任，監管也可以變成一種全行業（甚至全球）的協作機制，利用這種機制，可以共同解決從財政穩健政策到科技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各種問題。對重點監管行業的正式競爭法規的談判磋商并不是監管的全部內容。

　　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監管者和企業需要在一種以基于事實的分析和彼此信任為特點的氣氛中互相接觸：為了營造這種氣氛，監管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整個經濟情況和他們所監管行業的長期動態；而企業可以尋求具有內在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對抗性的監管論戰無疑還會持續下去，但企業高管們正逐漸認識到，他們必須具有靈活性，并隨時準備妥協。

　　基于網絡的行業（如電信、電力和鐵路）就是一個適用的例證。除非運營商有信心能在合理的時間周期內獲得滿意的投資回報，否則，它們就不會對回報期非常長的新基礎設施（如用于電信服務的光纖網絡）進行投資。一方面，為了通過鼓勵競爭來降低最終用戶的消費價格，需要這種具有競爭性的投資；而另一方面，又要求這些基礎設施向所有的運營商開放；監管人員面臨的挑戰是要在這二者之間保持平衡。某些老牌企業并沒有為了阻止和延遲整個網絡的競爭對手使用自己的基礎設施而拼命討價還價，而是提出一種考慮了政府和消費者的利益、區別對待和精明練達的解決方法。例如，這種方法可能包括：在那些已經存在競爭對手的地區接受開放設施使用權的原則；而在欠發達地區則暫時不開放使用權，這樣，投資就會流向這些地區。盡管這種折衷方案不能使老牌企業的短期盈利最大化，但它可能會包括一些不受持續變革影響的合理優惠條款。

　　增強透明度和信任感

　　非常詳盡地了解各種監管事務不僅是預測風險和機遇的先決條件，而且對于與監管者建立基于信任感和透明度的成熟受益關系也必不可少。

　　監管事務通常都極為復雜，而且相互關聯依存。監管流程的復雜程度也不低，通常包括由多個監管機構進行的交叉審查。對稅率的細微修改都會對企業的利潤造成很大影響。結構性的政策變革可以重新塑造整個行業。除非高管們能準確識別在當前和長期的監管格局中的每一個問題，并了解不同監管結果的經濟、社會和戰略影響，否則，他們將總是落后于行業的發展。如果缺乏這種了解，企業通常就會以一種效率低下、雜亂無章的方式來應對機遇和風險。

　　作為一個具有警示意義的事例，來看一下2002年開始使用歐元后對跨境支付收費的監管。當時，歐共體渴望證明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歐洲地區的銀行卻未能預見到會出臺一條新法規（因此也沒有就此采取行動），規定它們對跨境轉賬的收費不能高于國內轉賬的收費。在許多歐洲國家，國內支付服務都是免費提供的，而跨國轉賬卻要收費，以彌補額外的支出。結果，銀行付出的成本最終無法從消費者那里獲得補償。

　　一般來說，要想做到對監管了如指掌，首先應該做的功課就是：將那些在當前以及3年～5年內（有時甚至在10年～20年內）可能影響企業的主要監管事務清楚、明白地梳理出來。這種功課還應該包括仔細研究每項監管事務的不確定性水平、主要利益相關方（如競爭對手、消費者、企業員工、工會組織、政府機構和環保團體）的立場和地位，以及各利益相關方和企業自身的利益價值與其他相關問題。例如，這些相關問題可能包括投資決策、價格和服務水平、生產率、稅收收入和人員雇用水平等。對一些潛在的破壞因素（如可能改變監管博弈格局的新技術）也應該進行研究。在考慮替代性監管法規時，為了決定如何進行難以避免的妥協讓步，基于事實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許多細節會非常棘手和令人煩惱：一些表面看來不太重要的問題可能會價值連城，并且會決定整個事情的成敗。

　　為了在企業與監管者之間建立富有成效的關系，關鍵是要完整了解對方的觀點和目標。有了這種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能夠滿足雙方需求的解決方案。在企業與監管者的關系中，雙方可能不會亮出自己所有的“王牌”，但它們將會討論短期性和長期性問題，并分享重要和詳盡的信息。一種相互信任和公開透明的氛圍對于制定出利益均衡而且可持續的監管法規至關重要，因為企業對經濟挑戰的理解通常比監管者更深刻。例如，企業可以最真切地體驗自己能以多快的速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重新設計可減少碳排放的產品，并且可以更準確地估計新技術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消費者中推廣應用。

　　當監管者向一家公用事業公司發起挑戰，要證明監管機構將該企業母公司的成本納入損益表的決定是正確的，此時，透明度的優點就顯而易見了。該公司在應對時，不僅詳盡而公開地說明其基本設想和數字，而且表明了可以考慮替代性會計方法的意愿。最終，這家監管機構接受了該企業的觀點，沒有改變該企業的征稅標準。

　　與監管機構保持一種開放而長期的關系，還可以賦予企業對監管發揮影響的機會。例如，當一些汽車制造商試圖游說政府放慢實施碳排放標準的步伐時，另一些汽車制造商卻在開發能滿足這些標準的技術。這些技術領先的企業通過與監管機構就這些開發工作的進展進行非正式討論，就能夠影響監管者對一種減排技術創新可以達到的減排量的預期。在今后將受到嚴格監管的市場上，這些企業將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努力爭取雙贏的解決方案

　　為了影響監管，企業就必須將應對監管作為企業戰略的一個核心要素，并將監管事務從法律、技術和公關專家的管轄范圍提升到首席執行官和最高領導團隊的議事日程之中。每一個企業的領導人都應該培養對所在行業未來前景的洞察力——一種能綜合考慮社會政治問題、行業的漸進式變革，以及結構性變革（如技術躍變）的洞察力，并且增強支持和影響監管的組織能力。翠豐集團首席執行官和雀巢集團董事長的評論就反映了這種針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監管壓力的戰略性、長期性解決辦法。

　　當企業面對勢均力敵的多種力量，大家都躍躍欲試要重塑所在行業的格局時，具有長遠的眼光至關重要。監管決定通常會創造出更大的價值供大家分享——將蛋糕做大，而不僅僅是占有更大的一塊。但有時，只有當行業的主要參與方共同行動，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例如，將GSM5標準引入歐洲移動電話行業就是通過各國政府、監管機構和企業的共同努力而得以實現的。GSM打開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企業、政府和消費者都從中獲益：手機制造業的收入大幅提升；政府主管的國民生產力和稅收不斷增長；而消費者享受到了比以往更低的價格和更廣的手機覆蓋范圍；新的服務項目層出不窮。許多歐洲年輕人幾乎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文本短信息的世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移動通訊標準不統一在許多年里一直抑制著該行業的發展。

　　即使當單獨一家企業面對監管裁決時，努力達成有益于各個利益相關群體（尤其是消費者）的解決方案的明智之處也常常顯而易見。為了獲得成功，企業的高管必須了解重要利益相關方具有挑戰性的行動計劃，并與它們合作，建立聯盟，從而將企業的優先任務轉變為實現切實可行的折衷妥協和追求可持續的成果。

　　以這種方式與利益相關方打交道還可以成為在企業聲譽上的一種投資，而且這種投資在與消費者做生意和今后與監管者談判時都非常有用。例如，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決定直接與一個著名的非政府組織（NGO）合作，對該公司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的所有運營活動對該國貧困狀況的影響進行詳細分析。作為這種合作的一部分，聯合利華史無前例地同意為該非政府組織提供信息和人員。在項目結束時，這家跨國公司給該組織留下了更積極正面的印象。與此同時，聯合利華也在如何才能以最佳成本效益和采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這個國家發揮積極影響等方面學到了許多東西。此外，該公司還提高了它在當地政府眼中的聲譽（毫無疑問，這對該公司今后與當地政府的談判將會非常有利），并向消費者表明，該公司致力于減輕貧困的承諾并非只是一種公關宣傳。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目光短淺的企業忽視了將自己的地位建立在監管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認為可能具有可持續性的基礎之上，它們有時會發現，自己雖然贏得了一次戰斗，但卻輸掉了整場戰爭。例如，自愿排放目標可能會幫助企業應對針對其自身條件的環境壓力，但是，為了獲得牽引效果，這些排放目標必須真實可信。當歐盟國家的汽車制造商采納自愿排放標準時，并未注意其現實性，后來監管機構認為這些標準要求過低，并規定了要求嚴格得多的排放標準。

　　監管面臨的挑戰

　　監管的任務是解決那些社會或企業單方面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及對不同的目標和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利益進行折衷調和。

　　這些任務今后絲毫不會變得更容易。除了面對其他一些挑戰以外，監管機構在解決那些沒有明確的“正確”答案的問題時，還需要權衡考慮快速變化的社會政治動態。來看一下能源行業：當許多人擔心對化石燃料的控制將被用于政治目的，并且許多國家都在努力削減其碳排放時，政策制定者必須決定，是促進還是繼續阻止擴大使用對環境友好但存在爭議的核電和大規模水力發電。

　　當全世界都在期待監管能夠解決這些緊迫的社會挑戰（以及抓住與挑戰并存的機遇）時，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必須就獲得成功的構成要素進行公開對話。許多目標從本質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既要吸引大量投資以減少發電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又要使電價保持在盡可能低的水平），而且監管流程也必須去查明這些事實。這種對話并不一定能提出一種理論上正確的答案，但卻有助于啟發思路，從而在各種可選方案中達成折衷妥協。

　　領導人還必須考慮監管法規的合理水平。許多問題可以在本國乃至本地獲得圓滿解決。但是，層出不窮的全球性社會政治挑戰——例如，碳排放、銀行體制和資本市場的未來前景，以及技術標準等——要求在跨國層面上制定監管標準。為了解決這些與制定監管標準有關的、非常復雜的問題，就需要在政治家、監管機構、企業領導人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進行一種互諒互讓的對話。

　　在即將到來的監管新時代里，企業高管和監管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相互學習。只有這樣，各方領導人才能針對各種社會政治問題和行業熱點問題（例如，由金融危機引起的問題），成功地制定出具有實用性的解決方案。總之，企業應該以戰略眼光來看待監管，并爭取達成各個利益相關方都能從中受益的解決方案。 《麥肯錫季刊》

　　作者簡介

　　Scott Beardsley是麥肯錫布魯塞爾分公司資深董事，Luis Enriquez是該分公司董事；Robin Nuttall是麥肯錫倫敦分公司董事。

　　作者謹向他們的同事Norman Marshall和Sergio Sandoval所做的貢獻致謝。

　　注釋：

　　1參見Sheila M. J. Bonini, Greg Hintz和Lenny T. Mendonca撰寫的“解決消費者關心的氣候變化問題”，《麥肯錫季刊》網站，2008年3月。

　　2參見Scott C. Beardsley和Diana Farrell撰寫的“使監管有利于競爭”，《麥肯錫季刊》網站，2005年5月。

　　3參見“麥肯錫全球調查：從風險到機遇——全球高管如何看待社會政治問題”，《麥肯錫季刊》網站，2008年10月。

　　4參見Scott C. Beardsley, Denis Bugrov和 Luis Enriquez 撰寫的“應對監管在戰略中的作用”，《麥肯錫季刊》，2005年11月。

　　5全球移動通訊系統，是一種移動電話全球標準。

　　本文譯自： “Managing regulation in a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