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陳偉鴻 央視《對話》節目主持人

　　嘉 賓：

　　成思危 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理事長、《中外管理》雜志編委會主任

　　龍永圖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劉永好 新希望(8.31,0.13,1.59%,吧)集團董事長

　　孫為民 蘇寧電器(16.66,0.44,2.71%,吧)總經理

　　馮 軍 華旗資訊總裁

　　徐少春 金蝶軟件董事長

　　未來30年，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向何處去？

　　企業的發展思維需要發生哪些務實的反思與改變？

　　冬天里的思索

　　陳偉鴻：今天，有兩位一直都非常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命脈的領導，還有四位拼殺在經濟發展一線的優秀企業家，大家將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在思路的碰撞當中找出共同的答案。我們先請四位企業家分享一下，在如今的形勢下，你們最常思考的問題是什么？

　　劉永好：雖然目前經濟不景氣，但我們要打造世界級農村企業。這順應國家經濟大勢，在企業發展的同時也是在幫助農民，這是我目前正在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孫為民：其實我們思考最多的，還是一個發展的問題，目前中國市場的空白點還是非常大的。經濟好的時候企業發展速度可以快一點，在經濟形勢有一些問題的時候，發展的速度可能會變慢。但在我們這個充分競爭的行業里，相對的速度仍是非常重要的。

　　馮?軍：全國都在危機之中，危險之中有機遇。很多想走向國際的中國企業，原來走出去很難，現在經過北京奧運會之后，正好面臨一個拐點。這時我們要把質量做好，服務做好，品牌就能做起來了。這樣即使在現有價格水平之上，再貴20%，在市場上仍然比國際品牌便宜一大截，正是打入國際市場的好時機，從此進入良性循環。以國內為根據地，把內需擴大，同時走向國際，在高端市場創造利潤，從而促進GDP的增長，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突破。

　　徐少春：改革開放30年，中國企業一直走得比較順。這次金融風暴，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次體檢的機會，現在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在管理上幫助中國企業，來面對這樣一系列的挑戰。

　　陳偉鴻：聽到企業家的思考，二位領導又會關注哪些方面？

　　龍永圖：應該強調憂患意識。我們過去幾年走得太順了，很多同志經常忘了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好高騖遠。我們現在到了比較困難的時候，要有危機意識。但也不要把金融危機當成筐，把做不好的事都說成是金融危機的影響。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對企業的發展未必是一件壞事。我們的出口企業困難，其他國家的出口企業同樣困難，全世界的同行都會很困難，而我們的企業困難還少一點。所以在這個時候，既要看到困難，也要更有信心。

　　最近，國家出臺了一些利好政策，這對企業是好事。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我們要看到不利的因素，也要看到積極的因素，困難的時候也許反而會是一個機會。

　　成思危：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九億農民的收入，提高他們的購買力，這樣才能拉動內需。如果每個農民每年都買兩件衣服，買一些電器，那中國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蘇寧孫總說的我也比較同意，就是快慢是相對的?，F在我們慢了，別人更慢，所以我們對世界的貢獻率反而可能會高。我們8%的增長率，別人才1%～2%。所以不要看到我們好像經濟下滑，其實我們的相對速度還是比較高的。

　　馮軍說的我也覺得很重要。中國產業在世界上競爭力是強的，關鍵就是質量要信得過，不要出三聚氰胺這樣讓人痛心的事。中國產品的出口，幫助世界減少了通貨膨脹，因為我們的產品便宜。最近美國有一本書叫《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中國產品已經注入到西方人日常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當然我們還要不斷往高端發展，特別是要創新。

　　最后是徐少春提的，中國企業有很好的經驗，但是缺乏認真總結。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企業好的經驗總結出來，我們就能夠找到對付各種危機的辦法。市場經濟的細胞是企業，所以只有企業搞好了，宏觀經濟才能搞好。

　　我相信大家經過這些年的風風雨雨，歷經正面反面的教訓之后，靠我們在座廣大的企業家的努力，一定能夠克服當前面臨的困難，這是對我們大家管理能力的考驗。

　　經濟衰退的真兇

　　陳偉鴻：我替在座的企業家問一個問題：經濟衰退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把多少賬記在美國金融風暴的頭上？或者是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必然要進入調整階段？

　　成思危：今年1月份，我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當前遇到的問題是四種關系：人治和法制的關系；政治和市場的關系；公平和效率的關系；集權和分權的關系。

　　從人治和法制的關系來看，現在我們還是人治，這影響到了對經濟和對企業的一些問題的處理，所以要加強法制建設。

　　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政府不應該和市場較勁。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宏觀調控不能違反市場經濟的三個基本規律。一是不能違反價值規律，限價和補貼都是權宜之計，價格本身還是要根據市場的需求走。二是不能違反供求規律，供應和需求決定價格，你要違反供求規律也不行。三是不能違反競爭規律，不能搞壟斷企業，不能維護壟斷企業利益而不讓有創新能力的企業進入市場。

　　今年我們GDP增速下降，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不可否認。但同時這跟我們緊縮貨幣政策是有明顯關系的，由于緊縮，很多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成本上升。昨天我看到一個關于中小企業的數字：緊縮以后中小企業的貸款減了一半，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企業就活不下去了。

　　徐少春：我記得有一句話：世界經濟體，最長的經濟周期是30年，30年以后自然會下滑。我們國家經過改革開放30年以后，經濟由過去的高速增長到現在的下行，未來再演變為一種穩健增長，這種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企業應該怎么做？我個人的建議，第一就是我們的領導層要積極的面對，另外就是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走好轉折路

　　陳偉鴻：剛才，徐少春提了一個很好的觀點，就是我們要做中國企業自身的體檢，檢查一下有哪些是我們需要徹底改變的思維？在未來的三十多年，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支撐我們發展的持續動力？

　　孫為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里，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雖然有一個數字說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都很短，但是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一些有規模、有品牌的民營企業。

　　這些民營企業管理者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如何向世界級的管理看齊，如何打造世界級企業。這些問題是我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現在都在思考，光我們自己想還不行，還得跟同行，國際界同行接觸和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有危機，但我們的信心還是比較足的，我們將建立組織化、專業化、系統化的管理平臺。

　　劉永好：這次金融風暴來了，大家都感覺到壓力比較大。最近我到深圳、上海，幾個企業家跟我聊說現在壓力大，外面出口訂單減少，內部又面臨成本提升，用工成本、環保成本增多，原材料價格上漲，再加上政策的審批條件跟以前又不一樣等等。

　　過去30年，我們靠的是勤奮，靠的是低成本，現在要求規范用工制度，同時實行社保和休假制度等，對員工有一個基本保證，這非常好，體現了以人為本。但另一方面，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應該有100年，而我們剛剛走過30年，可以不必走得太急。

　　未來30年，我們肯定不能走原來的路，但我們需要慢慢過渡，過渡期不是只有一年，需要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長，這樣我們的壓力就會小一些，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平穩。往后的日子還長著呢，突然的轉折震動太大，軟著陸會更好。突然的變化很多企業受不了，國家也受不了，更倒霉的是，現在又遇到國際金融風暴。面對這兩重壓力，我們需要從容考慮這些問題。

　　龍永圖：我特別贊成劉永好的觀點，現在我們是企業改革開放30年，正如《中外管理》雜志所說面臨拐點。

　　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是一代人、兩代人，是十代人，所以我們發展就需要一百年、兩百年。所以，對于企業在轉型過程當中的一些問題，我們要采取溫和的、漸進的、軟著陸的方式，不能搞得太急。這也是國際慣例，一個經濟企業要平穩的發展，要健康的發展，首先是政策要平穩，要穩定。

　　經濟轉型也需要時間，不是三年兩年，而是三十年、五十年，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未來，我們該做什么？

　　陳偉鴻：大家都認為我們現在處于一個轉折階段，請大家對過去做一下簡短的總結，再展望一下未來。

　　徐少春：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的高速發展不應該有任何懷疑，需要思考的是發展戰略問題。對企業來講，不僅要技術創新，而且要在管理上創新，要苦練內功，要挖掘中國的管理模式體系，讓中國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

　　馮?軍：制造是創造的基礎，沒有制造就沒有創新，所以中國創造是創造新的機制，創造新的價值，為客戶提供開心和省心。未來，一個中國品牌為全世界創造價值的時代即將到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孫為民：第一，對金融危機要沉著面對，既不要驚慌失措，也不能盲目樂觀。經濟危機早晚要過去，大概就是兩三年的時間。第二，當中國經濟下行的時候，我們企業要審慎經營。國家要保護企業，如果企業搞不好，宏觀經濟是搞不好的。第三，盡管我們經濟困難，但是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整個社會的購買力還是拉動經濟的治本之策。

　　劉永好：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30年了，假設再高速增長30年，我們需要注意協調發展，比如：怎樣提高農民的收入、怎么增加內需、怎么樣使我們的產品更多的供應全球。

　　目前，應該保護企業、支持企業，讓企業克服現在暫時遇到的困難。最重要的，同時要幫助農民，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同時轉變農民現有的生活生產方式，從幾畝地、幾只雞，變成現代的農產品(14.42,0.18,1.26%,吧)或者是農業的合作經濟組織，這樣既提供了社會安全的可追溯的糧食產品，又對農民收入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拉動了內需。而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要把握機會，成為引領農業增長的排頭兵。

　　(本文根據“第17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論壇現場錄音摘編而成，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