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民營經濟》

　　【第一節】

　　〖串場〗：這里是北京市東城區翠花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名叫“悅賓”的小飯館。是一家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小飯館，不過他卻有一個任何人無法替代的特色那就是它是“中國個體餐飲第一家”。

　　1980年，小飯館剛開張的時候，每天門口都排著長隊。除了顧客，還有眾多的中外記者。人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這里的菜肴，同時還更想品嘗它作為“第一家”的意味深長的味道。當年一位外國記者在報道當中這樣描述:在中國，美味的菜肴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小胡同里恢復元氣。

　　現在這里的餐桌已經從過去的4張變成了20多張，員工也從過去家里六七個人緊忙活到現在變成了16個人，飯館也從過去的一家店變成了悅賓悅仙兩家店。就這樣胡同里幽靜中增加了幾分熱鬧，而胡同外的變化更加劇烈。

　　解說：1979年，國務院出臺了一項特殊的規定：“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第一個允許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正是有了這個政策，才有了悅賓飯店的開張。當時在沒有得到承認的情況下，散落在全國的個體經濟已經多達14萬戶。國務院的這份文件，使他們終于獲得了合法身份和機會。

　　胡金林：我就感覺其他東西國家沒給我們安排就業，也不可能，我們那個是農村，國家也沒投資，我最好的辦法是什么？也就是說經商。

　　解說：建國以來，隨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私營經濟幾近絕跡。雖然在沿海地區有一些民間交易仍在繼續，但已經失去合法地位。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們每向前走一步前景都難以預料。胡金林是當年的“五金大王”柳市首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時能活下來就算命大了。在民營經濟發展最早的溫州柳市鎮，胡金林靠經營五金元件賺了不少錢，但隨之而來的麻煩也越來越多。

　　胡金林：按我們現在才知道，我們是納稅人，應該說是很光榮，那時候不是，稅納得越多，越是投機倒把，變成是這樣。

　　解說：1979年，《資本論》發行100周年。100年前，馬克思在這本書里曾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和“資本家”的界限。按他的計算，在當時，8個雇工以下，自己和工人一樣直接參與生產過程，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人物，叫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家了。在后續的有關理論闡述中，“七上八下”成為一條判定雇主是否存在剝削的鐵的界律。

　　胡金林：不能說富到這里就是投機倒把，富到哪里是，當時也沒標準

　　解說：感到困惑的并不僅僅是胡金林。當時聲震遐邇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也不明白，為什么像他們這樣自主創業的人反而要低人一等。1980年前后，中國第一批持有營業執照的個體工商戶雖然取得了合法的經營地位，但是他們的經營僅限于養活自己，不能發展壯大。后來成為廠長、經理、董事長的這批人，當時最標準的稱謂是“個體戶”。

　　保育鈞：這個過程是比較曲折的，從1982年到1987年，發生了關于雇工的爭論，就是當初我們黨非常謹慎，采取第一是變通，不提雇工，叫做請幫手帶學徒。第二，看，看實踐，看一看。

　　〖串場〗：“家家辦工廠，人人擺地攤，誰也不靠誰，自己當老板”。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溫州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當時剛剛經歷過十年浩劫，人們終于發現有一條路可以遠離貧困的時候，他們邁出的步子速度驚人。溫州的五馬街見證了這一切。這里是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個體商戶最早云集的地方，1981年，新的溫州市委書記就來到五馬街，他被這里的景象所震驚，并且在內心里暗暗地疑惑，這到底還算不算社會主義。

　　如今姓“社”還是姓“資”，姓“公”還是姓“私”的爭論，早已成為了過去。但是，如果五馬街有記憶的話，它一定不會忘記1982年的那個冬天。

　　解說：經過三年的恢復，到1981年，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發展到183萬戶、從業人員228萬人。雖然絕大多數個體戶都是名副其實的個人單干，但仍有一些個體戶的經營規模急劇壯大。以炒瓜子起家的年廣久，這時的雇工已經達到了100多人。這些用市場經濟手段迅速富裕起來的“暴發戶”，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的爭議。

　　胡金林：我就感覺到要翻了，政治上要整個經濟上掛起來，要變天了，我當時就說做好思想準備。

　　解說：當時，一場全國性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拉開了序幕，浙江省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而柳市則成了樂清的重點。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們仍然對“八大王”的稱呼記憶猶新，這是對當時柳市發展速度較快的幾個行業的領頭人帶有羨慕色彩的稱呼。這些人分別在“螺絲”、“五金”、“礦燈”等領域小有名氣，而其中一個被稱作“目錄大王”的，是看準商機專門把五金器具拍成目錄照片賣給客戶，按照現在的說法是有商業腦子，但在當時卻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馬津龍：實際上在這個之前、在這個之后被抓起來的，被判刑的還不只這八個人。

　　楊鵬：這個量刑是比較重的，就是你做一個買賣，不僅你買賣的這些東西會被沒收掉，你人還會面臨牢獄之災。

　　解說：那時的個體經濟，從事的行業基本都是服務業，一旦試圖進入生產、流通領域，就很容易被抓住辮子。在那個年代，一個把溫州帶魚運到新疆銷售的商販甚至也被冠以投機倒把的罪名。

　　保育鈞：當初《人民日報》為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發了文章，有一個證明，認為農*是搞活流通，不應當受到制裁，而應該受到支持，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但是呢，當初因為黨的思想還不統一，就批評我們，批評《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居然為投機倒把來張目，逼的我們寫一篇文章再來否則，說長途販運就是投機倒把，就是在這個當口。后來到第二年，1983年的農村一號文件發了之后，我們重新再寫一篇文章，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

　　解說：各種指責和懷疑迅速在全國匯集成一場整頓風暴，當胡金林從《人民日報》上看到河南汽車大王被抓的消息，心里陣陣恐慌，那時候他靠做五金生意已經成為柳市首富，自感樹大招風的胡金林已無心生意，開始東躲西藏，盤算如何逃過這一劫。

　　胡金林：那時候已經定下來八大王我是第一大王，并且樂清在1982年的時候已經定下來打擊經濟運動嚴打的時候放在一起了，我是他們內部定下來要*斃十個人，那九個已經早就結束了，只有我是跑掉的。

　　解說：這場整頓風暴讓八大王先后受到處理，最重的被判刑7年。八大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被認為是“公然對抗國營經濟”的民間資本因此迅速萎縮。1982年，溫州柳市鎮的工業產值下降了一半還多。

　　袁芳烈：當年八大王一抓，當年的工業生產就下降了53%了，當年就下降了53%。我也聯系到了溫州1982年的工業產值增長了多少呢？我覺得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很吃力的，到底增長了多少呢？3.7%，我還找不到原因，還很內愧，我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增長了三點幾，這原因在哪兒呢？我到了柳市一調查，我明白了，政策，思想保守，左，老百姓還是不敢動，問題就在這兒。可見八大王不是八大王一個小事情，這是重大的政策，這問題不解決，溫州休想翻身。

　　解說：溫州經濟的低迷讓上任不久的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感到巨大壓力。他四處調研考察，尋覓救市良方。在一次下鄉途中，田間地頭的七八十頭戴著紅花的耕牛引起了袁芳烈的注意。

　　袁芳烈：他說我們這的牛都是戶里的，個人家里的，也有少量的集體的，個人承包的，叫公有私養和私有私養合起來，這個東西在想了，在別的，我黨副省長，管農村的，在別的地方耕牛都是集體的，集體有人用，沒人管，冬天就下雪，凍死吃牛肉，第二年春天耕地就沒牛了，鋤頭，這種事情太多了。我一想，想這個事情。很多老百姓和我介紹，他說我們養一頭牛，能比上你們一個鄉村干部，鄉干部的收入，他說我養一頭牛，耕地一年是500塊錢，生一頭小牛，能賣500塊錢。

　　解說：袁芳烈為農民的智慧感到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的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新途徑！

　　袁芳烈：這是我第一次去溫州受到的第一個典型教育，這種事情有什么不好，這是我上去接觸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觀念上就是說，在其他地方這就是資本主義，那我們下決心，管它資本主義，什么主義，不動它，留著它，好的，你社會主義沒有，我資本主義我有。

　　解說：1982年12月，在袁芳烈主持下，溫州高調召開“農村專業戶和重點戶”代表大會，宣布“兩戶”靠勤勞致富，完全符合黨的政策。

　　袁芳烈：好，通知發出去，人家不來，不敢來，說是，說現在剛剛上半年剛剛把八大王抓起來，八大王還在牢里，現在又想抓我們了。

　　解說：為解除心理疑惑，袁芳烈親自表彰“兩戶”代表，這被外界普遍認為是袁芳烈為“八大王”平反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胡金林：他是當時代表我們溫州地區的政府，他敢公開的為我們平反的時候，他是政治上承擔相當大的風險。

　　解說：1983年初，溫州聯合調查組對“八大王”全案進行復查，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些輕微的偷漏稅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上符合國家的政策法規。轟動全國的”溫州八大王”事件平反了！

　　保育鈞：八*了，平反了，促進了流通領域的改革。處理八大王事件對于搞活流通，建設市場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壞事變成好事。

　　解說：就在溫州為八大王平反的時候，成都市一位叫劉永好的青年，與自己的三位兄長一道，辭去在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和國有企業的公職，到新津縣農村創業。他們變賣手表、自行車等家產，籌集1000元人民幣開始自己創業，從種植、養殖起步，最后創出了中國最大的本土飼料企業——希望集團。中國民營經濟，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曲折的發展道路。

　　【第二節】

　　解說：20世紀80年代初期，許多個體老板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將自己的企業掛靠在集體企業的名下，戴上了紅帽子，企盼為平安生存找個依靠。

　　保育鈞：但是帶來很多后遺癥，以后要摘帽子就不容易了，因為你做大了，你做垮了之后沒人管了，做大了之后眼紅了，當初不用我的名義來注冊，你能干得了嗎？所以分錢，不給的話我就不給你，打架。

　　解說：1982年12月，中國啟動修憲程序，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使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首次得到國家根本*的認可。

　　保育鈞：1982年的《憲法》講了，個體勞動的經濟，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標志。

　　解說：盡管如此，個體經濟在當時仍然缺乏應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中國后來一些著名的民營企業家，當時只能想盡各種辦法，開始艱難創業。被譽為民營企業常青樹的魯冠球，在70年代，把一個破爛的公社農機修配作坊，發展成為生產汽車萬向節的著名企業。1983年，為了獲得自主創業、自主經營的權力，魯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作*，承包了廠子。之后，萬向節產品經濟效益年均增長達40%以上，直到1988年，魯冠球才以1500萬元買斷了萬向節廠股權。1984年，中關村旗幟性的四大企業“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的成立與發展標志著后來享譽中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興起。而在當時，今天頗為知名的聯想、北大方正、清華同方等企業還沒有出名。此后，柳傳志扶持一個叫聯想的小企業，逐漸成長為國家重點支持的旗艦型企業集團，擁有兩家香港上市公司，并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就在魯冠球、柳傳志們慢慢向民營經濟靠近的時候，有的地方已經開始了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膽實踐。1983年，浙江臺州。有據可查的第一個以紅頭文件形式確定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牡南工藝美術廠”誕生了。

　　保育鈞：當初是很困難，為什么？傳統理論來解釋，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雇傭勞動，那就是剝削了，它當成農民的一種創造，我們入股行不行，你一股，我一股，大家都入了股，這就是股份合作。

　　張鴻銘：然后我們黨委政府看到這一種現象，看到這一種趨勢和發展的苗頭，以黃巖縣為主，是縣委層面專門發了一個文件，就是支持和推廣在這個縣范圍內搞股份合資制企業，這樣股份合資制企業就在臺州大地上星火燎原。

　　解說：當時陳華根申請的企業性質是“社員聯營集體”，這和后來普遍發展的股份合作制的性質基本相同，這種企業形式承認財產歸個人所有，從而極大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陳華根：我們當初是很擔心的，因為那個時候辦企業都是集體形式的，誰也不敢說批一個私人的，批下來做了，會不會也是一種私的形式要批斗，我們也是怕的。

　　解說：負責辦理牧南工藝美術廠執照的工商局科長陳心鶴已經有70多歲的高齡了，他坦陳當年曾為此顧慮重重。

　　陳心鶴：猶豫是有的，但是考慮到企業的發展，你不批眼看就是發展不起來。

　　解說：陳心鶴征求了大隊和公社的意見，意外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于是第一家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的社員聯營集體企業“牧南工藝美術廠”就這樣誕生了。

　　張鴻銘：一年半載以后，搞這個股份合作經濟的地方和不搞的地方就有明顯的差異嘛，這邊發展快了，人民群眾也富了，社會也安定了，對國家貢獻也大了，我們追求的是什么，我們共產黨人追求的終極目標還不是叫人民群眾能夠更加富裕起來嗎，發展更快起來嗎，所以大家慢慢思想有進一步統一了。

　　解說：1984年4月，“八大王”的平反促使長江三角洲地區民營經濟從低谷開始迅速發力，“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廣為人知。1986年，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讓私營企業家們猶如吃了顆定心丸。同年，臺州市政府加快了扶持個體經濟發展的步伐，先后出臺《關于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和《關于個體經濟的若干政策意見》，這兩個文件被臺州商人視為行動綱領。時任農委干部的楊明是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當時這份敏感文件的措辭讓他絞盡腦汁。

　　楊明：到起草文件的時候，我給他下的是合作制的一種新形式，我就模棱兩可地寫下去。

　　解說：簽署這份文件的王德虎時任臺州市黃巖縣縣長，剛正率直的性格讓他在擔任縣長期間頻出銳意改革的新政。僅打破鐵飯碗一項在國有企業引發的反彈，就讓王德虎面臨保持本色向前沖還是維持現狀退回去的兩難選擇。

　　王德虎：那個時候工作組就到我們廠里來，他說老王，你這個東西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跟他開玩笑，我說我哪個沒有去過，什么叫資本主義的東西，我也沒有，我也不懂，但是我只曉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就是不得

　　孫萬鵬：王縣長跟我講了這個話，他說你碰這個高壓線，要有思想準備，到那個時候弄得不好，他說我們要回家賣番薯，我們后來講笑話，他說好，這樣吧，以后賣番薯，我來燒他來賣，這些事情本身不是說沒有風險，但是我們分析了調查了這些一直是我們覺得這個風險要冒，你不冒這個風險，整個黃巖肯定吃大虧，

　　解說：直到90年代初起，齊魯大地上一個叫陳光的縣級市市委書記，邁出了比孫萬鵬更大的步子，在1993年、1994年不到兩年時間，他把山東諸城全市95%的國家和集體企業賣光，進行股份制合作改造。這位陳書記因此獲得了陳光、陳送光、陳賣光的“三光”稱號。

　　〖串場〗：中國的民營企業曾經有過很多名字，從“資本主義尾巴”、 “投機倒把分子”到“個體戶”、“紅帽子企業”、 “私營企業”、“民營企業”等等，變幻不定的名字記錄的是它走過的一條曲折的道路。

　　這個在計劃經濟夾縫當中生長出來的經濟體，一直努力在中國經濟當中驗明自己的身份，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這個過程中，人更是這樣。那些在現在人眼中明明是一些突破創新的人，在過去人們眼里很可能是違規者。

　　（注：缺少“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