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模式”再報告：世界工廠轉型路徑圖
2008-09-17 10:55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當2008年8月中旬的一天，記者坐在東莞市城區開往其轄區長安鎮的公共大巴上，沿途所見“轉租廠房”等類似字樣的巨大橫幅比比皆是時，十字路口上的東莞所遭遇的“陣痛”已經開始顯現。
東莞是否正在遁入“20年產業轉移周期”規律？在東莞市被中央確定為實踐科學發展觀試點城市大背景下，廣東省政府于8月19日宣布把東莞市確定為建設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范區試點城市，副市長萬慶良強調東莞要爭當廣東省和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排頭兵。
廣東省給東莞的時間是5到10年。屆時，東莞能完成一個漂亮的轉身嗎？
“東莞模式”的困局
1978年9月，一個叫張子彌的香港人來到東莞市虎門鎮，提出要開辦一間手袋廠。當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廠開業，并獲得由中國工商總局發放的關于“三來一補”企業的第一個牌照。自此，東莞乃至整個珠三角，開始承接二戰后國際產業轉移的第三波浪潮。外資陸續涌入，農田變為廠房，當地農民成為第一批產業工人。
就東莞外資而言，張子彌是第一批來東莞投資的港商代表；在這之后到來的是一批從深圳轉移過來的，以輕工制造業為主的工廠；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臺灣的電子、IT產業作為東莞市第三批投資大戶也紛紛向深圳、東莞轉移，這一類產業發展到目前，已經成為東莞市GDP增長的重要力量。
對于在承接全球產業轉移當中成長起來的東莞而言，它崛起的密碼是什么？為什么是東莞，而不是內地其他城市？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東莞緊鄰香港和深圳，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客觀上成就了東莞。
相比于深圳，東莞是一個低成本洼地，同時他又可以利用深港兩地齊全的基礎設施，包括便捷的貨物輸香港通道。
其帶來的效應是明顯的。深圳的基礎設施溝通了東莞和香港港口及服務中心，亦使得全國各地的務工人員便捷地來到東莞。同時當1990年代初深圳成本上升并驅趕“三來一補”產業時，東莞成為它們的最佳選擇：1-2個小時可以到達香港，而成本則遠比深圳低得多。另外，還有香港所建立起來的全球貿易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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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優勢同樣被臺資所倚重。
事實上，從其成長史看，東莞模式潛在危機蜇伏已久，因為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生產方式使得東莞在產業分配中只能賺到兩部分錢，一是內地外來工的剩余價值，一是東莞本地賺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層次生活服務業的收入。
在另一方面，粗放的“東莞模式”的資源消耗極快。采訪中，東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人員，及其下轄鄉鎮的鎮長書記、當地居民，普遍對東莞的“市場化”和“靈活性”贊不絕口。而實際上，他們給東莞“市場化”所作的注釋是：市政府對各鄉鎮，以及鄉鎮對各村在經濟發展上給予的充沛“分權”。土地的批租權以及收益權掌控在鄉鎮以及各村手中，雖然調動調動了各鎮、村招商積極性，但同時也使有限的土地資源消耗殆盡。
于是乎，當東莞穩居“世界工廠”位置之后，發現自己已經基本無地可用了。
在區域政經評論家金心異看來，到2001-2003年前后，臺資的電腦制造產業從桌面電腦時代開始走向筆記本電腦時代之時，東莞的土地都已被此前臺資的PC組件和電子元件工廠填滿，在資源緊缺的背景下，臺商開始尋找更低的成本洼地，這回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了蘇州和昆山——這是IT制造業從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的原點，從而也將東莞模式復制到了長三角。
東莞模式：轉變基因？
“其實東莞的產業一直都在轉型和升級。只不過今年國際經濟形勢嚴峻，加劇了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東莞產業的嚴峻程度。”東莞市長安鎮鎮長陳福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東莞產業早就在調整之中，其中，本地的民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東莞進行產業轉型的骨干力量。
以長安鎮為例，據陳福坤介紹，該鎮民營經濟稅收已經占到全鎮稅收總額的40%，與三資企業基本持平。而真功夫、步步高、王老吉、方達等知名品牌無不和長安這個鄉鎮劃上聯系。
東莞也在設想，未來盡量扶持更多的民營經濟，同時將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逐步遷走，包括一些歷史上貢獻較高的企業。
陳福坤舉例說，由于環保政策，全國印染大戶東莞福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下稱“福安公司”)年底前將徹底搬離東莞長安鎮，結束其在當地長達20年的輝煌歷史。福安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是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也是福田集團最大的生產基地，占地面積二百多畝，員工近1萬人。福安公司是上世紀90年代東莞全市投資規模最大、出口創匯最多的外資企業，年出口創匯最高時達50億港元。
福安出走東莞，反映了東莞模式的無奈。
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曾描述了東莞面臨雙“邊緣化”和“兩個難以為繼”，即靠大量消耗資源換取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東莞制造業在全球的分工格局中繼續處于低端已經難以為繼。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8月19日，廣東省正式將東莞定為建設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范區試點城市。
“通過5-10年努力，加工貿易企業經營業務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向資金技術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轉變；經營方式從OEM(貼牌加工)向ODM(委托設計生產)再到OBM(自由品牌營銷)轉變；經營路徑從加工制造環節向營銷服務環節轉變；實現產品和產業升級，擁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廣東省為東莞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出的試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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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試點過程中，東莞面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江凌提出東莞模式要轉變基因，需要從稅收征管、所得款出境和大通關等16方面營造大環境。
江凌提到目前東莞大部分加工貿易企業均由地稅部門征稅，如變更成三資企業，則需將稅收征管關系轉到國稅部門。對此，廣東省國稅局、地稅局表示，在來料加工企業轉三資企業后，原有的稅收征管關系維持現狀不變。
江凌還建議廣東省政府支持東莞海關特殊監管區的建設，支持東莞虎門港綜合保稅區、虎門保稅物流(B型)、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加工區的申報和建設；同意東莞建立“電子口岸”，允許東莞在“電子口岸”建設方面先行一步，為全省推進加工貿易聯網監管提供經驗。
據悉，目前廣東省政府將在政策、審批權下放和資金三方面對東莞轉型提供支持，希望東莞能成為中國制造轉型的樣本城市。
作為全國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試點城市，東莞，準備好了么？
從臺灣，到東莞，再到湖南郴州
此去東莞市區約20分鐘車程，石碣鎮地處東莞東北東江河畔。位于深圳、廣州兩大現代經濟重鎮的中心位置——南距深圳78公里,北離廣州62公里，在地緣上石碣鎮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現代加工制造的流程控制中，物流時間成本尤為重要。” 東莞投資規模最大的臺資IT企業——臺達電子中國區行政總經理曾紀堅在接受本報獨家采訪時說，1992年，正是東莞石碣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讓他做出了臺達電子在大陸的第一個投資決定。
遵循這樣的產業邏輯，石碣鎮在短短十幾年中成為全球電子信息產業到到中國投資的第一個落腳點，從而使這個原本戶籍人口不到4萬、面積不足36平方公里小鎮，現在聚集了450多家包括臺達、雅新、田村制作、莫萊克斯、三星電機等全球知名電子企業的IT重鎮。
然后，隨著新一輪產業淘汰升級賽的到來，石碣鎮也開始與東莞大多數城鎮一樣，成為“重災區”。
“我們有的供應商也部分關停，這對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曾紀堅說，東莞，這個依托改革開放政策迅速崛起的邊陲小城，輪回三十年后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陣痛。
承接臺灣產業轉移
上世紀90年代初，促使臺達轉戰大陸的原始動因是，大量訂單與短缺的勞動力資源之間的矛盾。
“那個時候，我們在臺灣是有訂單，但是出不了貨。”曾紀堅介紹，制約其臺灣工廠不能擴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臺灣的人力資源匱乏，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之時，人力緊缺局面加劇。
“我在1992年第一次來到大陸東莞考察，相比臺灣，這里低廉的土地價格和人力成本讓我很吃驚。”曾紀堅回憶說，當時他在東莞支付給一個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在350元人民幣，而這在內地還算偏高的，相比之下臺達臺灣工廠的平均工資是這里的七倍。加之東莞政府在土地方面給予的諸多優惠，這使得東莞在當時變得很誘人。
曾紀堅是臺達電子來大陸投資的負責人，內地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讓曾做出一大膽決定：臺達東莞工廠先期規模一下擴張到3000人——相當于曾當時所管理的臺灣工廠規模的一倍還多。
盡管如此，在投資初期產業配套依然是臺達面臨的首要難題。“很多配套產業，我們需要從臺灣直接搬遷過來。”曾紀堅給記者提到一個細節，由于大量的設備是從臺灣轉移到東莞，而臺灣的適用的電壓是110伏，而內地卻是220伏的電壓標準，為此當時的生產設備不得不捆綁大量的變壓器。
“由于大量的設備從臺灣搬遷，我們運輸成本不菲。”曾紀堅認為，臺達早期在配套搬遷，以及相關成本上亦為搬遷東莞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是此后的成本優勢開始日益顯現，以臺達東莞廠最初的主打產品交換式電源設備為例，上世紀90年代初，刨去產業配套及運輸成本，其依然能達到15%的利潤率，而該產品在臺灣工廠的利潤率僅10%——內地低廉的制造業成本的能量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在投資的第二年，臺達電子就決定在東莞自建工廠，計劃產值4億臺幣，這是當時臺達臺灣電源廠產值的四倍。
“那時，臺達已決定將生產基地陸續向內地轉移。”曾紀堅說。
珠三角優勢漸變
在內地低廉成本優勢的刺激下，臺達電子在東莞開始了急速擴張。
1994年下半年，16000平方米的臺達東莞一廠建成，并在電源設備產品基礎上，增加了風扇產品線。1996年底，臺達東莞二廠建成投產，而1997年臺達在東莞的產能擴充達到極致——一年時間先后建成三、四、五三家工廠，產品涵蓋電源供應器、通訊產品組件、網路及無線傳輸產品等。
隨著臺達，以及更多IT整機企業在當地擴張，圍繞著他們而生的核心產業配套產業群也逐漸形成。記者在東莞采訪了解到，因臺達電子的落戶，在石碣鎮周圍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五金產業鏈，這里大部分的工廠生產的螺絲、散熱片都直接給臺達電子定向供貨。
“這是一個龐大的低成本循環產業鏈，由上至下，越往低端利潤壓縮越低，成本也就越薄。”東莞當地一加工廠人士告訴記者，一旦產業鏈的任何一環節出現問題，其多米諾骨牌效應將不可避免地傳導至整個產業鏈條。
這個曾經堪稱完美的鏈條曾經制造了世界工廠——東莞的輝煌，但隨著近年各種經濟要素的變化發生，鏈條的連動效應開始危及到鏈條中的每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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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隨著宏觀經濟形勢趨緊、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漲，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東莞眾多五金類企業首先受到沖擊，紛紛關停。
“包括我們的一些配套企業在內，有的也關閉了。”曾紀堅表示，盡管公司能夠即時調整配套供應商，但對生產“多少會有一點影響”。
而對于90%產品出口的臺達電子來說，更大的影響則是來自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匯兌損失。據曾紀堅透露，今年以來匯率變動帶給臺達的成本增幅預計在10%左右。
根據今年4月份，國家有關部委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包括臺達電子在內的曾經被認定的高科技企業，將面臨更為嚴格的重新認證，由此決定是否將繼續享有15%的優惠稅率。
曾紀堅透露，在新的“認證辦法”下，臺達在內地的四家公司中，其中的一家生產直流風扇的公司，目前尚未獲得認證：“我們正在跟有關認證部門積極溝通。”曾說。
研發中心首次轉移至大陸
在曾紀堅看來，產業升級是沿海經濟發展的必然，順應潮流實現企業產品結構升級也是臺達的必然選擇。
為此， 2007年，臺達電子在東莞投資8000萬美元興建研發中心，這是臺達電子首度將臺灣的產品研發向內地轉移。
據曾紀堅介紹，此前臺達電子在上海有一個基礎研發部門，但從事的僅為基礎研發，而非產品研發。知情者透露，臺達一直不愿將產品研發內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臺灣當局關于技術轉移的系列政策限制。
但在珠三角勞動力成本普漲的現實背景下，產業升級成為產業“突圍”的必要路徑。
“產業轉移的趨勢，讓我們不得不考慮，把產品研發部門遷至內地。”曾紀堅解釋道，一方面臺達位于臺灣島內的工廠實際上已經陸續關停，將研發中心遷至內地，將更靠近生產工廠；此外，隨著近年內地成本優勢的減弱，提升產品附加值迫在眉睫，這也是臺達研發部門內遷的戰略考量。
此外，臺達電子生產部門向更低的成本洼地轉移也已開始，截至目前，臺達電子在天津、江蘇、湖南相繼投資建廠。
2007年，臺達電子在湖南郴州的項目正是落戶，這是臺達在內地最新的一個投資項目。據曾紀堅介紹，在沿海產業轉移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對承接產業轉移的熱情空前高漲，并給予目前在沿海一帶難以獲得稅收等政策優勢。
“我們不打算在東莞再擴產了。”曾紀堅明確告訴記者，新近投資的臺達郴州工廠，將作為東莞廠的產能補充，這中間可能包括那家尚未通過最新“高新技術企業認證”的臺達直流風扇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