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奧運會不僅是體育界的盛事，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成績的最好肯定。16天狂歡之后，生活回到常態，我們面對的是嚴峻的經濟形勢。

　　三個問題導致了嚴重的局面。

　　首先是房地產業的危機。政府賣地和銀行寬松的信貸政策被認為是房價高漲的主要原因，而國際熱錢和國內炒家借此機會把泡沫推到了頂點，現在，隨著境外資金撤出，房價已高處不勝寒，行業面臨衰退。

　　世界經濟因為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陷入低潮。世界上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需求不振，中國出口制造業的外貿訂單隨之減少。盡管中國的出口在2008年仍在增長，但增幅已經大幅度下降。這預示著中國2009年可能面臨更加困難的局面。

　　導致出口制造業困境的還有成本上升。這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漲價、勞動力成本和環保成本增加，以及針對出口的稅收優惠越來越少。低成本是“中國制造”在國際競爭中勝出的主要武器。20年來，正是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土地和能源，引導制造業從臺灣、香港地區以及馬來西亞等地轉移到中國。現在中國正在喪失這一競爭優勢。

　　我們的采訪發現，制造業資本正在始尋找更加廉價的制造基地，而中國地方政府的官員一邊忙著挽留轄區內的企業，一邊籌劃著轉型。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否有效，還有待觀察。

　　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10年才發展起來的房地產業相比，“中國制造”不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還吸收了一億左右的就業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中國制造”的前景關乎社會穩定和改革的未來。只有將“中國制造”留在中國，才能為進一步的改革和經濟升級贏得時間。

　　有人認為，好時光已經永遠過去了；有人認為，好時光總是一波一波的，去了還會再來。

　　在一片擁擠、樓層低矮的廠房前，郭先生憂心忡忡地談到他利潤越來越薄的生產線。天剛下過雨，但是只有負責精密組裝的車間里開著空調，郭先生的辦公樓非常悶熱，而且連燈都關掉了。

　　缺電的情形在2008年的夏天再次變得嚴重起來。鎮上來打了招呼，讓工廠盡可能地節約能源。談話進行了15分鐘后，每個人都大汗淋漓，這無疑讓訪客對這家工廠所面臨的困難有了更加深刻和直觀的感受。

　　最后，郭先生抱歉地建議就在辦公樓下的大門口談話，因為那里可能會涼快些。他談到的話題：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合同法和全球范圍內直線下降的筆記本電腦價格，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從長三角到珠三角，記者走訪10年來蜚聲世界的“中國制造”的基地，企業主、技術專家、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都在談論同樣的話題，像剛剛經歷過流行性感冒肆虐的地區一樣，每個人都表現出類似的愁緒和對未來的茫然。

　　只有那些各不相同的悵然表情，才能給這些話題增加一些個人色彩。順著郭先生的指點，放眼望去，一片本應是秀美的江南風光的土地上，能夠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和他背后類似的廠房；但郭先生本人看到的，是每個廠房里都有若干和他一樣承受著重重壓力的人。

　　這些廠房坐落在昆山淀山湖鎮，距離上海青浦只有十幾分鐘的車程。這里的景象正是上海郊縣和昆山各鄉鎮的縮影，也是“中國制造”的縮影。

　　最好的時候過去了

　　如果一家制造企業只有500名員工，廠房占地僅僅30畝，很難讓人相信，它能夠代表“中國制造”的規模。然而，全世界每四臺筆記本電腦中，就有一臺裝有郭先生的產品——一種為筆記本電腦的CPU散熱的裝置。

　　叉車將原材料卸下卡車，進入車間，在那里，工人將銅管切割成長短粗細不一的材料開始，經過一系列加工，最終成型的銅管堆放在一起，郭先生示意可以感受一下這種產品的導熱功能。只需捏起一根銅管，把它的一頭浸在熱水中，另一頭在瞬息之間就感到了熱水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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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散熱模組的工藝的原理看上去如此簡單，銅管是熱的優良導體，能夠極快地傳導熱量，可以讓筆記本的核心元件 CPU高速運行而不用擔心因為過熱而損壞。50年前，這種工藝的原始形態只是應用于美國的航天科技上。衛星在太空中運行，面向太陽的一面溫度可達攝氏300到500度，而背陰的一面溫度會下降到攝氏零下100到200度；沒有任何一種材料能夠承受這樣的溫差。最終，NASA的專家決定用銅質材料將衛星包起來，使衛星的表面溫度保持一致。最早的筆記本電腦在日本發明出來之后，這一技術方案被用來解決電腦元件的散熱問題。

　　1998年，郭先生從美國返回臺灣時，高速成長中的筆記本電腦行業欣欣向榮，臺灣已經成了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他進入一家從事傳統五金制造的公司，開發出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散熱方案，而當時充斥市場的都是美國和日本的散熱方案。

　　這一年，一根20厘米長、直徑3到4毫米的散熱管價值10美元。在每臺筆記本電腦售價5000到8000美元的時代，沒有任何人覺得散熱管的價格太高。

　　在一個一切都在成長的市場里，郭先生的成功故事也是最常見的。他和一位營銷人員拿著自己發明的導熱管，等在電腦制造廠門口，向下班出門的工廠負責人推銷，向他們解釋，為什么自己的產品可以戰勝美國和日本的產品。當臺灣的生產商最終接納了郭先生的產品后，散熱元件的價格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跌到了2美元。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科技改變我們生活的最活生生的例子。這種改變當然沒有因為郭先生發明了自己的散熱方案而停止。從那時候開始，10年之后，世界再次發生了變化。

　　在昆山的廠房里，產品的加工和檢測都是在高溫中進行，年輕的工人在呼呼作響的大電扇旁，用嫻熟而機械的動作，不停地產出各種規格的銅管。在不遠處裝有空調的車間，進門必須換鞋或者穿上鞋套，顯示出精細加工對環境的需求——在這里，銅管被加工成形狀各異的散熱模組。經過最后的質量檢驗，它們被裝進印有DELL或者HP字樣的紙箱。叉車再次出動，將它們裝入集裝箱。集卡將從淀山湖鎮出發，開上高速公路，根據距離的遠近，若干天后，昆山、廈門、印度、東歐和南美的客戶，將依次接到從這里發出的散熱模組。它們隨后被裝進筆記本電腦中。貨船再次起航，輕巧便攜的筆記本電腦被運往包括中國在內的電器賣場，進入我們的生活。

據說，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臺HP電腦上，寫出《世界是平的》這本著名的討論全球化的暢銷書的。弗里德曼先生的HP電腦里，是否也有一塊產自中國淀山湖鎮的散熱模組呢？

　　筆記本電腦改變世界的方式不在于催生少數了不起的思想成果，而是以龐大的數量改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這些年來 ,《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致力于一項讓每個孩子擁有一部筆記本電腦的計劃OLPC(OneLaptopPer Child)。他聯合英特爾、谷歌和AMD這些IT巨頭，極力降低筆記本電腦和軟件的價格，再通過慈善機構的采購，將這些筆記本電腦送到貧窮的和缺乏教育機會的孩子手上。尼洛葛龐帝將筆記本電腦看作隨身可以攜帶的人類智慧，認為它們將改變窮孩子的人生，進而改變這個世界。在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里，數量和低成本無疑是改變世界的關鍵所在——這正是郭先生和“中國制造”最擅長的領域。

　　但到了2008年，擅長降低成本的郭先生覺得，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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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制造的生存法則

　　郭先生想念一個模組價值10美元的黃金時代。好光景持續的時間不長，從2000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頭尾不過3年時間。那時候郭先生的企業沒有占到現在這么大的市場份額，但是凈利潤率在20%以上。

　　現在，25%的市場占有率并不能讓他紓解愁眉。從2006年開始，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蠶食他的利潤。最先是原材料漲價。國際市場上，銅的價格從5年前就開始上升。有人說這是中國的大宗采購引起的。事實上，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對銅的需求都在上升。無論是中國和印度，還是“金磚四國”里的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的快速增長對電力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銅是制造電纜的主要材料。

　　到2008年，銅價已經翻了一倍。作為制作電腦散熱模組的主要材料，銅價已經占到了到產品售價的80%。盡管如此，郭先生沒有因此向客戶提出漲價的要求，恰恰相反，因為筆記本電腦的普及和價格迅速下降，散熱模組的價格還在下滑。

　　從2006年人民幣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之后，進入了一個時快時慢的對美元升值的通道，至今對美元一共升值20%左右。對于以美元結算產品價格而以人民幣結算生產成本的出口企業來說，以廉價著稱的“中國制造”的終端產品幾乎沒有漲價的空間，所以升值就意味著利潤下降。

　　另一個打擊是政府取消了對出口加工企業的稅收優惠，作為臺資出口企業，郭先生的感受十分典型。他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率從兩稅合并之前的最低12%上升到了25%，而增值稅退稅率從原來的17%降到了13%。

　　與此同時，由于激烈的競爭，歐美市場上的“中國制造”，價格已經壓到了可能范圍內的最低。

　　10余年前，郭先生的第一個客戶DELL請他設計散熱模組時，設計費100萬元新臺幣，今天他的客戶不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設計費用。作為全球出貨量第二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商和郭先生最大的客戶，DELL在亞洲、歐洲和南美洲都擁有自己的組裝廠，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貨商向組裝廠供貨的時候，必須要自行負責物流和倉儲。為此，郭先生必須在每一個 DELL組裝廠旁邊租賃倉庫，儲存自己的產品，供DELL提貨所需。DELL由此保證了生產流程的零庫存，鞏固了自己的競爭力，而郭先生每個月需要支付200萬元以上的倉儲費用。

　　這種情形之所以會出現，唯一原因是市場已經供大于求。每個供貨商都在想方設法降低成本，以獲得歐美客戶的青睞。廉價策略使得供貨商們在和擁有終端產品品牌的客戶談判時，處于更加不利的位置。這是一個糟糕的循環。

　　這個行業還沒有糟糕到紡織業的地步：增值稅退稅已經成了許多出口紡織企業利潤的全部來源。但盈利能力已經脆弱到企業對任何形式的成本增加都極度敏感。降低成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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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緊箍咒

　　中國看起來已經不是——至少不是唯一的——成本最低廉的世界工廠了，越南和印度都有興趣來接中國的下一棒。當然，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企業還可以選擇遷往內地。經常有來自安徽和江西的地方政府的招商人員客氣地找上門來，游說的條件十分體貼，顯然完全洞悉郭先生的需求：便宜的地價、稅收優惠，甚至是更加寬松的環保和勞動環境。

　　有證據表明，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并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抱怨，但它們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感。在生產有淡季和旺季之分的出口制造企業里，加班本來是旺季的常態。昆山的最低月工資是850元，旺季工人的加班費可以達到基本工資的60%，是他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勞動合同法》規定，每個工人每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32個小時。這幾乎完全打破了制造業原有的生產節奏。到底有多少家企業真正是按照這個規定來做的就大可懷疑了。企業和工人往往會達成一種默契，他們裝作不知道有這種規定。當然，一旦工人覺得這種做法不妥而向勞動局舉報，企業就面臨著非常麻煩的局面。

　　這種麻煩同樣也是屬于地方政府的。這些政府了解企業的需求，也很難真正下定決心去處置普遍存在的非法加班現象，但也不可能罔顧法律和舉報。他們最后采用的方法是不停地向上級請示，希望得到更高層政府的明確處理意見，相似請示一層層上移，處理復雜局面的壓力也隨之上移。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每個國家都要在勞工權益和企業活力之間做出平衡，在中國，這是最高級別的議題。

　　因為“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就是來自于低成本——包括廉價的土地、人民幣、能源和勞動力。長期以來，向成本要利潤已經成了出口制造企業的中心訴求。

　　企業成長和一個國家的發展一樣，有路徑依賴。

　　在廉價傾銷的策略里，成本是永遠的緊箍咒。制造業資本像穿上了有魔力的舞鞋，永遠不能停止尋找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腳步。

　　在臺灣，郭先生的父親，一位多年前從江西吉安到臺灣去的老人是中央電視臺第四套節目的忠實觀眾。電視新聞里大陸經濟欣欣向榮，每每惹動老人的思鄉之情。但作為臺商的郭先生，心情要比用鄉愁過濾新聞的老父復雜得多。

　　10年前，為了降低成本，郭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念叨著“大陸”的字眼，從臺北來到昆山；1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行們見面時，嘴里念叨的熱門詞兒，已經從“大陸”變成“越南”了。

　　尋找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過程，不是從今天、也不是從中國制造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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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成本洼地

　　出租車從東莞市區駛往和深圳比鄰的塘廈鎮，高速公路覆蓋著茂密的熱帶植物，而兩旁除了閃過香蕉累累的果園，還有隨處可見的廠房和職工宿舍。職工宿舍的陽臺上晾曬著顏色和式樣都相同的服裝，告訴我們，這里正是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中心，是“臺灣制造”和“香港制造”落戶內地的第一站。

　　塘廈鎮的一個角落里坐落著一家員工達到3000人的五金制造企業，在工廠的產品陳列間里，我們看到了和昆山的郭先生生產的一模一樣的產品。這兩家工廠相距數千公里，分屬兩個行業，規模迥異，昆山的電子工廠隸屬于一家臺灣上市公司，而東莞的五金工廠是一家家族企業。但這兩家看上去八桿子打不到的工廠，其實都是臺灣的吳家三兄弟創辦的。

　　吳氏的家族企業起家于1970年代，最初只是一個制作小五金件的家庭作坊。戰后日本經濟起飛，紡織、五金這樣的行業迅速在成本的擠壓下逃離日本本土，涌入前殖民地臺灣，臺灣島內的五金加工廠加班加點也來不及應付所有的訂單，最終采取的辦法和現在東莞的五金廠毫無二致，一些訂單因此從大廠流入到小規模的家庭作坊。

　　在許多年時間里，流到吳家作坊里的單子是鋁制品加工：為日本產的高檔音響的鋁制外殼做表面處理，兼做鋁質的真空管散熱器。

　　這些不起眼的外貿代工單子不僅養活了吳氏三兄弟的家庭，而且使他們的作坊變成了現代工廠，并且有機會在30年后的議論產業升級的大潮中，再次從家族所有的五金制造企業變身為主營IT產品的上市公司。

　　在事業起步之初，這種缺乏雄厚資金的家族企業的發展是緩慢的。直到1975年，作坊主吳老三才召集了兄弟加入，將家庭作坊擴展成一個雇員20多人的小工廠，在隨后的20年里，這間工廠在規模最大的時期也只有300名員工。如果不是因為香港的客戶要到大陸來設廠，并且邀請他們前來配套的話，吳家的工廠也許會一直留在臺北，并且一直維持著這種規模。然而制造業全球轉移的時代潮流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機會。

　　在東莞，出現在記者面前的副總經理，是吳氏家族年輕的第二代接班人。這個家族企業已經開始吸收下一代進入管理層，說明它至少度過了家族企業通常會碰到的擴張和繼承的兩大危機。

　　進入大陸的決定對大多數臺資企業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甚至生死攸關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制造業巨無霸，比如遍布各地的富士康企業，占地動輒數以千畝，職工人數以萬計，但在10年前，它只是臺北名不見經傳的一間中型企業。和富士康相比，吳家在東莞的五金廠規模當然要小得多，但較之15年前在臺北的時候，規模也已經擴大了10倍。

　　1990年代初的臺灣還沒有向大陸開放投資，許多臺商必須透過在香港注冊的公司才能完成投資。至今，許多臺商投資的企業的工商注冊信息上，仍然標注著港資的字樣。吳氏的五金公司也不例外。這種變通的策略，一方面表現出華人企業家精明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說明尋找成本洼地的資本轉移是難以遏制的潮流，資本的意志不會因為人的意志或政府的意志就停步不前。

　　這種變通的痕跡在臺商公司的選址上也可見一斑。最早進入大陸的臺商工廠，大多位于和香港比鄰的地區，深圳是最早的跳板，隨后是東莞和廣州地區。而當1998年吳氏旗下的上市企業需要在大陸投資一家專門生產筆記本電腦散熱模塊的工廠時，吳氏和客戶的眼光都已經從東莞轉移到了昆山。

　　1990年代末，IT產業興起，在短短幾年時間里，臺灣成了全球的計算機制造基地，隨后在更短的時間里，計算機制造商又像急著在夏天之前飛往北方的候鳥一樣，堅決地從臺灣轉移到了大陸。昆山迅速集合了仁寶、廣達、業達和宏碁這樣全球最大的電腦生產商，作為產業鏈上的一環，吳氏新廠的廠址只能跟隨大廠的腳步，落腳在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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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企業40年內興起和遷徙的軌跡，就是制造資本兩次全球轉移的見證。

　　失敗者各有原因，但成功的故事聽上去總是非常雷同。珠三角和長三角無數民營企業家都像1970年代受益于制造業第一次全球轉移的臺灣吳氏兄弟一樣，是從1990年代的制造業第二次全球轉移的浪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

　　這樣的故事，到今天還在發生。

　　劉氏作坊能否變為劉氏企業？

　　塘廈鎮與深圳的龍崗區毗鄰，老劉開著一輛淺綠色的富康車，送我去深圳。

　　老劉曾經以開出租車為生，現在的身份是一家五金加工作坊的合伙人。某種程度上，他仍然沒有丟掉運輸業這個老本行：在深圳和東莞的小鎮街頭，所謂的“黑車”比比皆是，老劉就是車主之一。

　　他指著吳先生的廠門解釋說，自己只為熟悉的客戶送人。他拍打著自己的方向盤說，這輛富康是他剛剛買來的二手車，花了3萬元錢。他以前開的是一輛奧拓微型車。

　　老劉熟悉的客戶中有好幾家五金廠。但他和這些五金廠合作可并不僅限于的“指定用車”，他還承接那里流出來的訂單。在他的加工作坊里，四個工人和兩個學徒兩班倒地工作，從事一種線切割的工藝。

　　這些來自海外的訂單本來的目的地，是在東莞各鄉鎮的五金廠，但和30多年前的臺灣一樣，這些五金廠的產能，不足以完成全部的訂單任務，只能再次將訂單外包到老劉的作坊。

　　聽了吳氏家族的發跡史，也許不由得要對老劉另眼相看：只要假以機會和時日，誰知道這位黑車司機不會變成劉氏家族企業的第一代創業者呢？

　　老劉的作坊是和兩個朋友一起投資的。他們購進了兩臺臺灣生產的線切割機，每臺價值68萬元。對老劉來說，這是一筆大投資，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任何風險存在。他的作坊夜以繼日地工作，從來不缺訂單，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有16萬元的毛收入，而平均每月毛收入也有12萬元。

　　成本包括輔料、工人工資和折舊占到毛利的一半，理論上老劉每個月可以坐收2萬元的純收入。但實際上，他拿不到這么多，其中的訣竅，他從車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指向接到兩邊掠過的比比皆是的掛著“線切割”招牌的作坊，說，競爭很激烈，要接到訂單，必須給五金廠的負責人回扣。

　　回扣的內容包括現金、吃飯、卡拉OK和桑拿。扣除這一部分的開銷，老劉最終能從作坊中拿到的利潤大概是1萬元左右。

　　如果老劉想把作坊變成家族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需要充足的訂單，人工、房租甚至電費都不能漲價，他還必須克制個人消費，才有可能逐漸積累起擴大規模所需要的資金。另外，作為一家抗風險能力很弱的小作坊，資金周轉的速度至關重要。他手頭要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來應付各種開銷，才能維持小作坊的生產能力——這是劉家作坊成為劉氏企業的關鍵所在。

　　很難判斷老劉是否具有一個企業家所必需的開拓精神。總的來說，如果不是有些客戶拖欠他的加工費的話，他對現狀會相當滿意。他花了很多時間探討國家政策能不能懲治這種拖欠行為。有些欠款一年前就應該付給他，但拖欠至今，最大的一筆已經累積到了50萬元之多。對方是東莞最大的五金企業之一，本來是老劉最重要的客戶，但現在老劉盡量避免接這一家的單子。

　　和30多年前臺灣的吳氏作坊相比，東莞的劉氏作坊似乎面臨著困難得多的局面。也許大多數五金廠并不是有意要拖欠老劉的加工費，2008年以來，由于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許多海外客戶延長了付款周期，劉氏作坊上游的五金廠也陷入了資金周轉不靈的困境。

　　在淀山湖鎮，一家為電腦制造塑料外殼的企業最近倒閉了，原因是下游的客戶付款周期拉得越來越長，導致企業資金運轉不靈，資金鏈斷裂。這讓老劉的企業家前景黯淡了許多。

　　在旺季，郭先生管理的昆山工廠一個月要生產出價值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產品。可惜并非每天都是旺季。有些時候，接單子其實意味著虧損——但他們不得不接下這些單子，以維持市場占有率。他們希望能夠撐下去，度過嚴酷的冬天——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就會退出慘淡的競爭。

　　這和動物世界的規則并沒有兩樣：當春天來臨的時候，羸弱的成員都已經死去，生存下來的將變得更加強壯，并且獲得了繁衍生息的機會。

　　和動物世界不同的是，想要生存下來的企業不能被動地等待命運的判決，它們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以便在競爭中獲勝。這一點是劉氏作坊致命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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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還是不走？

　　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可能再次從中國移出的歷史關頭，從作坊起家的中國企業家中，有人像幸運的吳氏企業一樣，已經部分完成了升級，但大多數還在苦苦支撐，尋找轉型的可能。

　　2008年儼然成了制造業的寒冬。為了躲避寒冷，臺商的做法各不相同。

　　出走看上去是最簡單的選項。郭先生和吳先生的一些朋友已經選擇了出走，典型的方式是關掉廠子，遣散工人。少數人選擇了一走了之，拋下廠房和債務復雜的爛攤子。

　　粗略估計，珠三角和長三角各有100萬臺籍人士，在大陸工作的臺籍人士共有300萬之多，大多數從事出口加工或貿易。在這個同鄉和同業關系組成的人際網絡里，不僅容易形成共同的話題，而且容易形成共識。昆山的郭先生和東莞的吳先生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其他幾百萬人也一樣。

　　郭先生不打算走，反而在追加投資。他剛剛在工廠附近買下了一塊70多畝的地，打算擴建廠房。新廠房的面積將是老廠房的兩倍。產品的利潤率越壓越低的情況下，維持收益的唯一秘訣是增加產能，薄利多銷。

　　當然，這樣逆勢操作對他的資金鏈將是嚴峻的考驗。而且，錢不是唯一的問題。昆山的地價在兩三年以前還不到9萬元一畝，現在已經漲到了20多萬，但并不是有錢就能買到地。地方政府希望引進的是世界500強，或者成長性好的高科技企業。撿到籃里就是菜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無論是在長三角還是在珠三角，希望進駐或者擴大產能的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已經感到地方政府的熱情在下降，壁壘在增多。行政之手正在按照自己的標準，挑選產業和廠家，試圖避開新一輪制造業全球轉移可能造成的產業空心化的風險。

　　郭先生最大的客戶在詢問他有沒有興趣到印度去開廠，DELL在那里也有一家組裝廠。但更多的電腦生產商仍然集中在昆山，因此，盡管土地越來越貴，招不到工人和缺電的情形也時有發生，但繼續留在這里看上去仍是唯一的選擇。

　　從頭來過并不簡單。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仁寶將在越南投資5000萬美元，生產電腦，這是臺商圈子里聽到的最大的一筆投資。但郭先生這樣的中型配套企業，并沒有做好離開大陸的準備。他們對越南的勞動力供應、基礎設施、政府效能和語言隔閡，都抱有重重疑慮。到內地去？便宜的低價、人工和寬松的政策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呢？兩三年以后，那里難道不會重復長三角和珠三角今天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