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工坊與飛躍球鞋神話   名牌時代的逃兵              ◎苗煒
　　飛躍球鞋的故事就像一個神話，它原本售價只有十幾元人民幣，被法國人重新設計后，在歐洲賣到了50歐元。這個故事被不斷演繹，故事主角也從“飛躍”以訛傳訛變成了“回力”。故事的神奇處在于，法國人的設計與包裝如何把這雙普通膠鞋變成了一個時髦品。營銷專家說，只有法國人才能拯救飛躍球鞋。這個判斷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時尚歷來是西方世界占主導的敘述，時尚中心是法國，是意大利。一雙中國產膠鞋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得到認證后才能被賦予更多的“文化意義”，明星布魯姆穿上“飛躍”才能讓這雙鞋變得時髦，這樣的故事在時尚產業中并不少見。
　　但這雙膠鞋改變了“中國制造”與時尚業的關系。以往，許多時尚產品諱言他們在中國進行生產。美國知名皮貨制造商考奇(Coach)是少有幾家坦承自己的產品大多出自中國的品牌之一，他們把生產全都放在低價勞動力市場中，以提高自己的毛利率。美林證券一位分析師說過：“對于那些賣著天價但成本低廉的奢侈品而言，我認為在中國進行生產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那些世界頂級品牌卻虛偽地遮蔽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對他們品牌構成的價值，他們強調“歐洲制造”。古奇主要的一家工廠位于佛羅倫薩附近的斯坎迪奇，古奇在這里收集并處理皮革，切割完畢被運往幾十家小車間進行組裝。這些車間里的大部分工人都出生于皮匠世家，古奇以這家工廠作為意大利標識而遮蔽之后的加工生產流程。事實是，1997到2002年的5年，這家工廠的出貨量增加了6倍。1997年，路易威登生產一個經典款皮包需要23天，到2002年，只需要4天。
　　越來越大的產業，越來越大的利潤野心，1985年，伯納德•阿諾特收購了迪奧，此后20年，他將LVMH集團發展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團，擁有50多個品牌。阿諾特之后，Richemont集團、Prada集團相繼誕生。于是，應該講究個性的時尚行業，變成了一部在全球整齊劃一、高速運轉、所向披靡的商業機器。LVMH集團的一位主管說：“我們的疆域已經拓展到超越有錢人的范疇。”
　　現在，唐娜•托馬斯，一個常駐巴黎的時尚記者，率先對這架商業機器提出尖銳的質疑。她在著作《奢侈如何失去光澤》中認為，時尚產業的規模越來越大，流水線生產勢必以犧牲工藝的昂貴成本為代價。手工作坊精心定制的奢侈品與如今批量生產的時尚根本就是兩回事，但資本家通過一整套嚴密的媒體推廣，利用人們追逐身份的意識，放大了品牌的成本與效益。
　　1957年克里斯汀•迪奧在接受《時代》周刊訪問時，曾以藝術家的口吻，將時尚這門學問形容為“人類對抗庸俗的最后庇護所”，“在這個重視常規與統一的機械時代，時尚自我且獨一無二。即使是最駭人聽聞的創新也應該被坦然接受，因為它們保護我們免于粗制濫造與單調乏味，為了對抗陰郁，時尚一定得被小心捍衛”。
　　但現在，唐娜•托馬斯提出“時尚逃兵”的概念，希望消費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時尚。這樣的聲音其實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許多次，100年前，齊美爾就提出，個體只有通過與物化現實保持距離，才能實現對現代日常生活的審美超越。
　　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新時尚通常是那些“失去社會地位的分子”引入的，時尚經常源自反主流文化的成員當中。反主流文化是一場自覺的運動，它既反對傳統價值和既定的觀念，也反對市場意識形態。它提出個體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并且對個性、創造力、快感賦予了特別的價值。從文化歷史上看，這是又一次浪漫主義運動。
　　如今，中國的“經典國貨”從各種渠道隱秘地流行起來，有人酷愛回力球鞋，有人酷愛梅花運動衣，有人收藏60年代的工業品，有人開小店叫“失物招領”。它們也都保留著60年代的烙印。中國的60年代設計在被重新發現其價值，巴黎的老作坊和復古設計，也在以新的面貌被再次納入時尚體系，這些或許都與唐娜•托馬斯的“時尚逃兵”立場建立了微妙的關系。但我們在觀察這一潮流時，發現時尚產業在這幾十年中的流轉也許更發人深省——唐娜•托馬斯說，時尚品牌經過大牌設計師的設計，經過中國加工制造，回到歐洲變成時尚產品，再銷售到中國，價格起碼提高了10倍。而我們所考察到的一雙飛躍球鞋或者一件梅花運動服，也只有從中國到歐洲，被法國或者意大利包裝后，價格才能提高幾十倍。有意思的是，這些中國60年代的設計，許多本身就來自對歐洲四五十年代設計的模仿。
　　這個饒有趣味的過程，恰是我們通過反思全球化，尋找其中位置的一個特別有價值的坐標。
全球化下的名牌：源于中國制造再高價回到中國

　　“中國元素”:在時尚流轉中重生
　　唐娜•托馬斯是美國《新聞周刊》常駐巴黎的文化及時尚記者，她花費了差不多10年構思，用去3年來寫成《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用以揭披當今大品牌集團散發的毒氣。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唐娜•托馬斯說她力圖不帶偏見，喜歡誰與厭惡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出事實，由讀者自己下結論。
　　記者◎于萍
　　“時尚民主化”？
　　1992年，唐娜•托馬斯(Dana Thomas)買了一件粉紅色無袖的Prada雞尾酒洋裝，用五彩斑斕的厚棉布和菱紋綢制成，整件都有內襯，美不勝收，花了2000美元，看上去至少能穿一輩子。10年后，她花500美元又買了一條Prada薄府綢不規則剪裁長褲，穿上它，腳輕輕穿過褲管，褶邊撕開了;將手放進口袋，縫合處裂了;蹲下想抱起她兩歲大的小孩，褲子的后面破出個大口子。不到10分鐘，這條長褲碎成幾片，解體了。唐娜•托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設計師助理抱怨。“是線的問題，”這位助理解釋說，“現在都采用‘羅紋縫法’，更加便宜。此一時彼一時了！”
　　唐娜•托馬斯是美國《新聞周刊》常駐巴黎的文化及時尚記者，她大概對這種輕描淡寫的解釋并不滿意。她花費了差不多10年構思，用去3年來撰寫一本書——《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用以揭披當今大品牌集團散發的毒氣。當然不是Gucci“妒忌”或者迪奧“毒藥”的那種，而是“犧牲誠信、降低品質、玷污歷史、哄騙顧客，剝奪了所有讓名牌與眾不同的特質”。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唐娜•托馬斯說她力圖不帶偏見，喜歡誰與厭惡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出事實，由讀者自己下結論。對于那位名聲不佳、外號“時尚獨裁者”、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的掌權人伯納得•阿諾特，唐娜•托馬斯說:“他作為一名商人無所畏懼，我恰恰敬佩他這一點呢。”
　　但唐娜•托馬斯的書用語強硬，她寫道:“大品牌集團宣稱‘時尚民主化’，讓產品人人欲取、隨手可得，一切聽起來如此崇高，見鬼了，簡直像共產主義！可它不是，它從里到外都是資本主義，目標直截了當——為了賺更多的錢。”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名牌喪失了之所以成為名牌的基礎:手工制作和高品質，在哄抬物價的同時降低成本、偷工減料。“大量生產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語。以LV的經典產品旅行箱為例，它仍舊延續著1854年路易•威登發明的制作方法:骨架使用堅硬、輕巧的非洲奧庫梅木，銜接的地方粘上一層帆布，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角落的保護層用黃銅，邊緣裝飾稱為“Lozine”，由多層紙張和布料壓縮、浸泡在鋅溶液中制成;皮箱里層粘上一種叫“Vuittonitte”的珍珠灰棉質帆布，或者人造絨面革做襯里，上頭有棉布條編織成“LV”字樣的卡其布縫在旅行箱里。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可這款皮箱一年僅生產500只，其他LV產品則在生產線上完成，大部分由機器制造。
　　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里，一臺生產線上的12個女裁縫使用機器加工數百件LV手袋暢銷款。“利潤優渥來自于……工廠。”阿諾特曾經解釋道，“以有組織的方式進行生產，讓公司產量驚人。”但這個生產方式不被透露，大肆宣傳是LV旅行箱的傳統手工。當花大價錢買到一只生產線上下來的手袋時，卻誤以為買到了永恒的傳統。另外還有一些小伎倆: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員說:“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會省下多少了。”);用毛邊代替褶邊;以“女性其實不需要為由”不加襯里等。
　　中國也許是當今名牌產品全球化過程中最奇特的國家:起源于這里，最終又回到這里，生產與消費皆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澤》說許多名牌產品加工生產實際是在中國(大都不生產多種款式，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顏色與材質)，卻拼命掩蓋這一事實。少數包標志有“中國制造”，但藏得很好，比如在內袋底層的縫合處，或者印在郵票大小的商標皮革反面，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有的“中國制造”的標志是貼在袋子外的貼紙上，貨物運到意大利后就會被撕掉。另有一家除了手把，整個包都在中國制造，制成后補上貼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把。還有的在中國制造鞋面——最耗費勞力的過程，再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這些產品都帶有“意大利制造”的標志，只有極少數品牌主動承認產自中國。
　　2006年，Coach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伊安•比克利(Ian Bickley)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就說:“我們在中國生產，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團隊來教導中國工人，中國的制作工藝已經達到精品的水準。”但更多品牌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因為成本降低，意味著售價也應更便宜。唐娜•托馬斯講述了她在中國東莞參觀一家代工工廠的經歷，她以保密為條件被允許進入，親眼看到工人們在縫紉某品牌的手提包，而該品牌始終聲稱其所有商品均為意大利手工制造。她沒有點出品牌的名稱，而那只在流水線上生產的手提包成本大約為120美元，隨后它在香港地區一家百貨商店里飆升至成本價的10倍。
　　據估計，到2011年，中國將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場。而中國一些消費者，一邊瘋狂迷戀這些轉了一圈的產品，一邊卻對“中國制造”缺乏信任，同時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這正是大品牌集團瘋狂擴張造成的副作用——名牌標志成為炫耀的標簽，即使喪失原有的品質，附著于這道標簽上的幻想仍在。當一只包的真品與假貨的區別僅僅是兩道砸線還是三道砸線時，其間的差價就變得十分詭異。
　　那些秘密并不廣為人知，大品牌集團更愿意通過廣告投放，公開某新品的靈感來源、社會意義，以及與某種華美生活的緊密聯系。唐娜•托馬斯說:“要成為全球企業的領導者，時尚品牌不僅要向大眾隱瞞產品的制作過程，也要隱瞞品牌如何運作。假如真相暴露，必將粉碎大眾對品牌的信心，他們必將停止購買，利潤直線下降，公司，還有它們的母集團，會面臨破產。公開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也就是在每年的財務報告中提出財務資料，但當品牌合并成一個集團，他們可以將所有數字混淆在一起。我們總是看到LVMH獲取了利潤，而它的品牌由于大肆宣傳，似乎也極度成功，但你所不知的是，LV每年創下營業額紀錄的同時，紀梵希和高田賢三的收入卻馬馬虎虎。”
　　這位高級記者告訴我們說，她并沒有像很多慣于諂媚的時尚媒體那樣害怕打擊報復，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伯納得•阿諾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總裁圣•卡斯利(Yves Carcelle)拒絕再接受采訪，好在她以前見過他們多次。但成書后有傳言她被LVMH集團封殺，禁止她出現在該集團任何品牌的任何發布會上，并要求她對涉及該集團的言論道歉。唐娜•托馬斯拒絕承認有什么錯，她現在加入了時尚記者的“終極勝地”康泰納仕集團。LV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妻子評論說:“如果她說我們是時尚界的麥當勞，那她也效命于媒體界的麥當勞了。”看上去唐娜•托馬斯是個頗具古典趣味的人，在批判大品牌集團的同時，心碎地緬懷著只為小眾服務的、“卑微的匠人們創造著人類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的20世紀30年代:剪裁工、刺繡工、毛皮加工工人、鞋匠、羽毛制作者……她認為，這才是真正精品的締造者，他們用手工吹制玻璃來制作裝飾禮服的花朵，用黃金和寶石來點綴她設計的長禮服。香奈兒的工作室里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奪目的長禮服，由銀薄片制成，縫上珍珠，因此非常笨重。開口短上衣布滿珍珠與亮片，衣底再鑲嵌美不勝收的亞麻蕾絲。“越來越多從舊手工作坊里尋找靈感，是精品對抗全球化的趨勢。”唐娜•托馬斯說。
　　復活的老手工作坊
　　2007年12月，香奈兒發布了設計師卡爾•拉格斐的“巴黎—倫敦”高級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獻給巴黎的6間高級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紐扣坊的修飾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飾、Lesage的刺繡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賦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銀器。“這次時裝秀所展現的調性，散發著后現代風格，但同時也不失浪漫特質。我并在作品中巧妙地結合了許多精致細膩的朋克元素。”卡爾•拉格斐解釋道。這6家工坊在過去的10年間被香奈兒一一買下。
　　為了這組發布，45名刺繡工已經在位于巴黎蒙馬特的Lesage刺繡工坊里趕工了一個月，每天他們都忙碌地圍坐在木制縫紉機前，往衣物上匝釘金幣、縫制水晶、鑲嵌串珠，他們的針腳精細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縫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繡坊曾與迪奧、紀梵希、伊夫•圣•洛朗等高級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時裝刺繡供應方，擁有超過60噸供應品存貨，當中包括19世紀70年代保存至今的閃光水晶，20世紀的圓拱形寶石、萊茵石、玻璃珠等。“這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哲學。”刺繡坊的家族傳人弗朗哥斯•萊薩基(Francois Lesage)說。他今年76歲，技藝經過50年磨礪，1949年從他那活了125歲的父親手里接管了刺繡坊，他將手工制作稱為“傳遞了嚴苛的道德規范和容不得一點兒雜質的優雅”。
　　萊薩基說，20世紀20年代巴黎有大約30萬名手工工匠，光刺繡工就有1萬人，到50年代，全世界還有超過20萬名女性穿高級定制，這是資產階級婦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購買高級定制服裝是一種禮數周到的社交活動。迪奧一年就會搞兩次，郵寄出300張有黃金浮凸的邀請卡給老客戶、記者和名流。每年的1月和7月，發布會在位于蒙田大道30號的迪奧總部舉行，賓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后放著巨大的花缸，里面插著玫瑰花、梔子花和康乃馨。發布會準時開始，不會為任何人特別妥協，據說有一次溫莎公爵遲到了，就只能站在過道里。但現在，高級定制讓位于批量生產成衣系列，高級定制購衣會也被時裝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購買高級定制服裝的女性僅有不到200名，手工作坊客戶流失嚴重，工匠數目驟減，巴黎的刺繡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Lesage刺繡坊被香奈兒收購，但沒有壟斷，仍允許它與其他高級定制供應商合作。萊薩基說收購后刺繡坊景況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多地為成衣系列服務。
　　Desrues紐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瑪黑區，20世紀30年代這里聚集了成千上萬名忙碌的裁縫和工匠，后來只剩下這一家。Desrues紐扣坊一度十分蕭條，1984年只有20個工匠，1997年被香奈兒收購后，工匠人數遞增到170名，原來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遷到巴黎郊外的一間8600平方英尺、窗明幾凈的大廠房。紐扣坊基本延續舊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現代科技。工藝開始于一只由設計師打造的金屬或硅鑄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經過離心處理從模子中移出，之后進行修剪被拋光，鍍上金、銀或綠銹，最后進行打磨拋光。如果是所謂的“有機”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會由計算機制作模板，再按程序設計傳送到配備激光的無人機器中。紐扣坊每天生產4000只紐扣，每年有100萬只專供香奈兒，其中僅有3000只用于高級定制系列。
　　為法國一家國家媒體工作的林祖強，在過去10年間走訪調查了法國30多家手工作坊，他說:“老手工作坊是法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語言。”法國政府對老手工作坊始終有及時的保護，比如每年都有行業協會評選出“最出色的工匠”，文化部仿照日本的“活著的國寶”為個人授予“工藝藝術大師”，并評選集體“最優秀工坊”，還以經濟扶持的方式鼓勵培養學徒。但傳統文化的傳承除了保有技藝與文化保護的“文化生命力”外，還需要必備的“經濟生命力”。在過去10年間，全球化與品牌集團營銷都使法國老手工作坊受到打擊，市場難以承受其價格，部分作坊不得不轉移生產基地，降低勞動成本。林祖強在法國南部小鎮參觀過一家銅器作坊，部分生產已經轉移到北非，甚至使用機器代替手工，他眼見從北非運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與法國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別，旅行箱的銅鉚釘嵌入和箱角處的弧線，已經全無舊日的細微與精致。林祖強認為，大品牌收購老作坊的確緩解了其客源稀少、經濟緊張的問題，但精品的定義已由“講求高品質”轉為一道標簽，許多品牌是打了個概念差，將高級定制服裝的附加價值轉移到成衣配飾上，買一件批量生產的制式化產品，仿佛就享有了高級定制的光環。更多最優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購，因為近年來厭惡大眾化產品的消費者數量逐漸增多，這些作坊的顧客正在回流。
　　“時尚逃兵”能逃走嗎？
　　“時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給出的新概念，指因為與大品牌集團的妥協而對其貪婪大徹大悟的設計師、香水師、主管以及消費群體，他們逃走了。將手工作坊的舊式精美真正應用到市場化的成衣系列，大約是“時尚逃兵”在大品牌內部的反省與改革。香奈兒胸懷對傳統與精致的尊重買下了這幾家工坊，同時也對千篇一律的名牌時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夠宣傳一套高級洋裝，結果放上一堆垃圾來賣。”卡爾•拉格斐說，“總得有人來做這些，不僅是保持傳統，而且要助其發展，我們需要這些精巧的工匠，并將來自過去的技藝運用于未來。”
　　更多“時尚逃兵”與大品牌集團劃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設計師湯姆•福得莫屬，雖然此后的他有點找不著北，卻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說辭:“今日的品牌產品太唾手可得，每樣東西都太過制式，而且運營方式太過平淡。它就像麥當勞，背后的商品與哲學跟麥當勞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麥當勞你買到的漢堡與經驗都一模一樣，LV也沒有分別。我們幫助Gucci制造這個現象，在當時是對的，就算我們不做，別人也會做，那時這個世界正在全球化，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以我們所做的事情為榮。但是這不是我現在感興趣的了，我強烈反對！所有這些手提包廣告都讓我反胃，它太過制式。去想顧客還不會跟我們一樣厭煩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響力不輸給大公司，我們可以從小規模、舊式的精品中學到東西。”法國女鞋設計師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時尚行業中的稀有產物，由設計師擁有并經營，企圖心小，生產無懈可擊，卻極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一座私人宅邸的晚宴中，設計師魯布托(Louboutin)女士剛在沙發上落座，就被4個成功商人包圍。“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買你的公司呢？”其中一個問道。魯布托就像個被邀請跳舞的女孩，她紅著臉說:“不了，謝謝。”當被問到“時尚逃兵”真的能從商業法則中逃走嗎？唐娜•托馬斯說:“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只要保持小的、獨立和正直。當一家公司有了偉大的夢想，它就要面臨浮士德式的抉擇——是為了獲取財富、積累名聲而將靈魂賣給魔鬼，還是保持本有的個性？這其實，也僅僅是一種人格考驗。”
　　高級定制與無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對大品牌集團制造的平庸與制式的厭倦，是自身對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愿意重溫那起源于宮廷時代的華貴，唐娜•托馬斯復述了一遍卡爾•拉格斐講的段子:有些購買香奈兒高級定制服裝的人很忙的，她們乘坐私人噴射機來試穿衣服，無論何時那款式出現在紅地毯上，那些女人會立刻取消定制。“這樣的人在中國，有超過兩個。”卡爾說。而更多人選擇更小眾的品牌甚至淘換無牌衣物，以此來輕蔑世俗樂趣，來展示“一種驕傲”。如同瑞士神學家漢斯•昆所說:“不時時刻刻追求、不時時刻刻想方設法購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競爭規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這是基本的態度:儉樸謙遜中的滿足和泰然處世的信心。這一切都和蠅營狗茍、膽大妄為的傲慢以及在物質上的富人和窮人都能見到的那種患得患失針鋒相對。”唐娜•托馬斯便稱自己不是個“素有著裝考究惡名”的時尚記者，而更喜愛簡單打扮，堅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訪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沒有人聽說過”的運動衫，不化妝，不愿意佩戴首飾，“花了一整個早晨來打理我的有機花園”。
    求助“中國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國設計師馬可的作品“無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級時裝周發布。以米白、黃褐、墨灰和湛藍為主色調，以回收材質和棉麻絲毛為原料，呈現接近自然的質樸狀態，模特在發布上還表演了貴州的紡線術、蒙古族的漂染術，實驗意味濃厚。此前這個系列已經入選“國際年度設計大獎”候選人名單，并于2月到4月在倫敦設計博物館進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國際設計大獎”，她是唯一入選的中國服裝設計師。事后，馬可寫了篇文章闡述創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價值和目前的流行時尚完全相反，事實上，恰好是人類歷史所經歷的那些質樸時代深深吸引著我，那時的人們懷著對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對事物最初始的認識，過著一種最為本質的簡樸生活。那些來源于生活而非出自名家大師的質樸之作具有強烈的時間穿透力，橫跨了千百年，撞擊著現在的心靈。這就是我的追求，讓服裝回到它原本的樸素魅力中，讓人們過分刺激的感官恢復到對細微末節的敏感。今天的時代中，真正的時尚不再是潮流推動的空洞漂亮的包裝，而應該是回歸平凡中再見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華不在其價格，而應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馬斯也仰慕中國文化，她說:“中國雖有‘世界工廠’的名聲，卻可以效仿日本，從廉價勞動力提供方和產品制造國做起，以具有東方特色的、高品質的工藝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國設計”雖然在世界舞臺上起步晚，但一旦流傳便有新鮮的魅力和卓越的個性。從夏姿•陳入主上海灘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為設計主題走進國際視野后，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元素”也因其樸素與經典再度引發關注，只不過它的起源是小眾而隱秘的，由一群無所忌憚的年輕人引領。
　　老金就是一個。清晨6點，他就在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個“鬼市”里溜達，市場全名叫“中商和眾舊貨綜合交易市場”，因為整修，攤販就在工地邊上的瓦礫堆里擺攤。塑料布鋪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門。站起身回頭望過去，能看見城里的高樓大廈，不遠處是等待拆遷的鄉村。這集市有一種“暫時性”，歲月泛起許多零碎的物什，它們被淘汰、被拋棄，又被匯集到地攤上。流連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們把這里叫做“勞動人民大市場”。老金頗有斬獲:兩臺老式手搖電話機、一臺帶顯示屏的舊監視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筆記本、一臺煙臺永康鐘業有限公司生產的老式座鐘，統共不到1000元。他試圖把這些東西全部塞進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撐得變了形。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著一輛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國設計師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的藝術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條，汽車僅在英國和日本有售，印著汽車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賣，價錢過了萬元。但在老金看來，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擷取了老派英式工業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舊物件又都是中國當代設計的精華，它們蘊涵著一脈相承的純粹審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歸本原的趣味和質樸光澤。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經納入了時尚流轉，而另一些是躺在“勞動人民大市場”里的“破爛”，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輕人跑到這里，發掘它們身上的歷史特色和“中國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