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慈善事業真正被世人關注，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998年的水災、2003年的“非典”，這些突發性事件激發了國人的慈善心。

　　李嘉誠說：“財富不是單單用金錢來衡量的。能夠在這個世上對其他需要你幫助的人有貢獻，乃真財富。”有人說，李嘉誠有兩個事業。一個是拼命賺錢的事業，名下企業業務遍布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雇員人數約22萬名；另一個是不斷花錢的事業，他的投入也足以讓他成為亞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公益慈善家。

　　上海慈善基金會這幾年陸續推出了“娛樂慈善”、“快樂慈善”、“消費慈善”、“體育慈善”、“文化慈善”、“科普慈善”、“超女慈善”等概念，看一場演唱會，聽一場音樂會，看一場體育比賽，參加一次舞會，都是一種參與慈善活動的形式。

　　慈善，是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和境界，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和需要。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我們的祖先對“善”字的價值判斷有3個要點：一是把“善”看作“大”。《孟子》說：“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二是把“善”看作“寶”。孔子說：“維善為寶。”三是把“善”看作“樂”。宋人羅大經說：“為善最樂。”由這三句評語，足見從善之高尚。

　　現代慈善主體是全民化的，它從熟人慈善走向公民慈善。在傳統農業社會里，以血緣家庭式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導，親戚相幫，鄰里相幫，基本上是親戚幫親戚，熟人幫熟人。工業社會和城市化以后，大家到城里來了，一村一族人在一塊土地上相依為命幾十年、甚至是幾輩子的情況不存在了。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并且隨時有可能搬走。這時候的慈善就面向所有公民了。慈善家、慈善工作者來自方方面面，受益對象也是所有需要援助的人。

　　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倡導發善心，行善舉，獻愛心，增強人們的慈善意識，對于凈化人們的心靈大有好處。因為，人們在進行慈善活動的過程中，不僅對有困難的同胞是一種幫助，而且向世人展現出一種對待財富、善用資源的更美好的價值觀，對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一次升華。

　　一個公民在社會上生活，享受著社會各方面提供的幫助；一個企業在社會上發展，也依靠社會各方面提供的資源。每個公民、每個企業理應回報社會，為社會進步盡心盡責。有一位成功的企業家認為，作為企業家也應該成為慈善家，要為社會作貢獻，多多反哺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這既是對社會的一種奉獻，也是企業持續發展的一個投資經營理念，更是企業家的一種社會責任。

　　慈善，是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是一種崇高感，是自我價值的實現，但在一個人的溫飽尚存問題的時候，是無法企及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筆下的同情有兩種，一種是看到別人不幸后的本能反應，但于事無補；另一種是伴隨著冷靜與理智的同情，有幫助的方法，有行動上的反應，有貫徹的毅力，還有持久的耐性。我們需要的顯然是后一種同情，但是，那需要的不僅是一顆同情心，還需要充分的資源。

　　“人幫人才更幸福”，國家已把發展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因此，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及制度，努力創造人人都愿表愛心、獻愛心的慈善環境。

　　慈善立法勢在必行

　　深圳彭年集團董事長余彭年，現年83歲。在“胡潤2006年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中，他以捐贈20億元位列第一位。1988年，他給某省捐贈了10輛進口三菱救護車，兩年后他卻得知，救護車里面的設施被改造，本應用于急救病人的車成了某些領導的專用車。盛怒之下，余彭年將捐贈車輛悉數收回，轉贈給某縣幾家醫療機構。然而他沒想到，轉贈的救護車再次被挪用。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吳玉章認為，現行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只規定捐贈款物的使用“應當尊重捐贈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應當尊重捐贈人的意愿”，目前并沒有法律法規的進一步解釋。

　　吳玉章建議，應修改公益事業捐贈法或制定更具體、可操作的實施性條例，明確規定捐贈款物的使用及公開的程序，具體界定如何才是“尊重捐贈人的意愿”。在目前國家層面立法難度較大的情況下，應適度加強地方立法工作，先在地方立法層面上有法可依。

　　也許，中國從不缺少善良慷慨的人，但缺乏讓這些善良慷慨得以落實的機制。

　　目前，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尚不足以規范、保護和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迄今為止，我國沒有專門的慈善事業促進法。慈善組織的性質、慈善活動的程序、慈善活動的監督機制、慈善事業的主管部門，慈善事業的進入、評估、監管、公益產權界定與轉讓、融投資、退出等都缺少法律明確規定。

　　2005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共收到全國人大代表建議11件，議案7件，全國政協委員提案11件。其中，涉及慈善立法內容的人大建議有6件，人大議案有7件，政協提案有4件。慈善“立法”一度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關心的熱點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認為，目前慈善事業法律法規的層次不高，不利于維護慈善機構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權益。[page_break]

　　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家法室副主任許安標提出，政府應通過立法，鼓勵和引導非營利組織及其所興辦的公益事業的發展。在法律中應增加以下規定：通過政府向運轉規范、廉潔高效、聲譽優良的非營利組織購買服務，委托它們為政府向社會提供服務，促進和引導非營利組織的自我管理；通過向社會特別需要的社會救助、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保等非營利組織提供資助，引導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正確方向；通過稅收優惠措施，引導社會資金向公益事業領域轉移。

　　制定慈善事業相關的法律，有助于發揮法律的指引功能，引導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富裕階層的人士改變慈善觀念，積極投身于慈善事業當中。比如通過建立健全有關慈善事業制度，使慈善機構運行更加規范，捐贈款物的流向更加透明，那么就可能增強人們對于慈善的信心和熱情。比如通過開征遺產稅、所得稅、贈與稅乃至特別消費稅，比如制定一些使慈善事業捐款者更能得到社會尊重、揚名的規定，使得富人們改變自己的一些行為，更多地將自己的財產捐贈給慈善事業。

　　民政部辦公廳副主任、法制辦主任王來柱的另一個身份是慈善立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王來柱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促進法》只是一個初定的法律名稱，最后很可能被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法》，或者直接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

　　據了解，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經完成，后來幾經修改，至今仍有許多根本性問題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識。比較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慈善的內涵和外延；一個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間的事業，還是政府也可參與其中的公共事業，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是實際問題，因為慈善是有資源的、有資產的、有利益的。

　　2005年11月，由民政部、中華慈善總會共同舉辦的首屆“中華慈善大會”明確提出，要在5年之內，對慈善政策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環境，基本建立適應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

　　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家法室副主任許安標在提交給“慈善立法和政策創新”論壇的材料中指出，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認為，為適應公益事業發展的新形勢，規范公益行為和慈善行為，解決法律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有必要修改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民政部正在開展立法調研。